2016年10月初，教育部考试中心下发《关于2017年普通高考考试大纲修订内容的通知》，提出“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核内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高考命题的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这让传统文化教育的话题迅速升温发酵。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已下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提出“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在教育政策指挥棒的指引下，全国多个省市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校本课程开设，并开展课题研究和新教程实验。就在今年9月底，山东省教育厅还下发了《关于公开受理传统文化课程教科书报审的通告》。此次涉及举国关注的高考大纲，新一轮的传统文化教材竞争正在酝酿之中，市场“大战”一触即发。

　　“教什么”

　　传统文化教材内容编写渐成体系

　　传统文化教育的推广已有数年，不少教育出版社介入这一市场，其教材的研发和编写开始逐渐形成体系。

　　当前，切入传统文化教材出版的力量以中央和地方的教育类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及部分古籍社为主。这些出版社或自主研发，或与相关教育部门合作，或依托所在院校的科研能力进行新学科教材的研发出版。目前使用较广泛的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与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共同策划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北京育灵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编写的《小学国学经典教材》等。随着有关传统文化教育政策的推出及对传统文化教育认识的深入，这些教材的改版及修订工作也在持续进行并逐渐形成体系。

　　对于一门新兴课程来讲，教材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学科体系的构建，“教什么”是教材主编者首要需要考虑的。在“十二五”教育部规划课题《传统文化与中小学生人格培养研究》总课题组执行主任张健看来，传统文化教材的编写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更加艰难，编写团队至少要有三部分成员：传统文化专家、学科教育专家以及中高级教研员。传统文化专家提供教材整体设想，学科教育专家重在教材内容和规划，高级教研员则负责教材的统合与细节处理，这三部分职能缺一不可，也决定了传统教材的编写非一人能成、非一日能成。张健认为，有些出版机构在利益的驱使下，简单地将传统经典整理出版，错误地将“国学”与“传统文化”划等号。

　　实际上，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国学但外延又大于国学，课题组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少包涵国学经典、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三大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自出版以来的4次改版，正好能够体现传统文化教材编写几大转变。据张健介绍，在编写第1版教材时，课题组理顺了课程顺序，初步完成了中小学整体课程设计，教材的内容主要是国学经典、原文注释；第2版更加接地气，在内容上拓展了与经典国学相关联的知识和现实意义；第3版也即人教版，添加了更多的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元素，系统地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知识，如中国陶瓷文化、茶文化、中国传统农历与节日以及中国传统书法欣赏、绘画欣赏、音乐欣赏、建筑美学欣赏等；第4版即今年陆续推出的版本，将全国通用版升级为北京、上海、安徽、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广西等25个省区市“量身定制”的地区版，每个地区版都将当地历史、文化、民俗与艺术等地域文化内容，系统地镶嵌于原有教材中，形成一套具有浓郁地域风情的教材，地方特色内容多达30%。据悉，目前25省的教材已经全部研发完毕，并在广东、广西、甘肃、河北、浙江等地大范围投入使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传统文化教材的研发也经历了类似的升级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北师大社出版的第一套传统文化教材《小学国学经典教材》是与国学教育机构育灵童合作，根据小学低中高3个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精选国学经典，编辑出版了12册国学教材。之后，北师大社联手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由国内高校学者、国学研究专家、心理学专家、课程与教学研究专家、中小学一线优秀教师组成核心编写成员，共同开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套教材既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也更加注重将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强调在生活实践中落实传统文化的学习，已经在北京、广西、重庆等地的多个地市使用。当前，北师大社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的学者团队，同时吸纳了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专家和优秀一线教师，正在开发第3套传统文化校本教材，强调经典文本的主导性、完整性，又重视文化知识的典型性和系统性，且增设“传统游艺”模块，构成一个“文与艺”“道与术”相互融合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不难看出，传统文化教材内容的编写及出版经历了由纯理论传输向理论与人格培养相结合，从纯国学向国学、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等多纬度渗透，从通用版到地区定制的过程，编写理念逐渐清晰，且更加注重对教材内容系统性的设计。

　　“怎么教”

　　教研服务的重中之重

　　教材的研发只是通向使用的第一步，教材出版后根据学校使用反馈、不同地区审定要求进行改版，持续举办教师培训对教材的发行极为关键。

　　中华书局全资子公司北京阳光润智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传统文化教材出版的重要力量，自2009年成立起，先后研发了7套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材。阳光润智2013年将我国台湾地区一套相对成熟的传统文化教材引进改编，出版了《中华文化基础教材》，总销量已有数十万册。该公司负责人认为，传统文化教材推广必须要有严谨、密切的教研服务，如果教研工作跟不上，后期教学服务开展不到位，前期开拓的市场有可能都失去。所以阳光润智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寻找好老师，总结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先让教材成为校本教材；在经过大量的教研工作之后，逐步让其成为区县选用的区域教材；最后结合地方文化，同当地的教育教研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发地方版教材，并最终入选地方教材目录。

　　在教研服务上，截至目前，阳光润智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中华诵·经典教育论坛”。每届论坛以一部经典为主题，设有专家引领和教学实操等环节，已有上万名教师参与。论坛的举办地遍及北京、山东、安徽、福建、广东等。阳光润智还在暑假期间举办了7期暑期师资培训班、3届骨干教师成长营和经典研修营，以及一些小而精当的吟诵课程、诗词教学课程等，以起到集中培训、强化提高的作用。

　　除了“传统文化骨干教师培训”“全国传统文化进课堂教学研讨”等常规动作，张健所在课题组正与国家开放大学合作，开展中小学传统文化骨干教师初级、中级、高级三级培训工作。同时，双方还在研讨开设“国学教育”本科专业。课题组还力图通过先进科技手段，推进传统文化的普及，如他们正在尝试通过云技术为全国教师和学生提供系列微课程服务。

　　随着传统文化教育共识的达成和深入，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其中最有争议的是传统文化教育是否该单独设课。对于出版机构来说，这关系到是单独开发成体系的传统文化教材，还是及时对现有教材进行改版增加传统文化内容。传统文化课程定位不清晰必然给相关教材的研发带来了一定难点和风险。有出版人士表示，地方教材的开发本身就具备风险。理论上说，开发更多的与教材相配套的辅助读本、课外读本能够有效提高教学质量，但就目前来看，多数出版社还处于观望状态，教材开发后的后续服务也难成体系。此外，在出版机构进行相关教材开发时，传统文化课的教学评价体系不明晰、师资缺乏、传统经典版本不一等都是摆在其面前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