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与腾讯网联合发起的 2016 年商报·腾讯年度原创“华文好书”颁奖典礼在北京举办。这场聚焦和鼓励华语原创图书的文化盛宴，因那一本本具有人文价值、思想情怀的原创好书而星光熠熠，杨渡、许宏、方方、车前子、葛亮、绿妖、杜君立几位名家大家因书相聚，相谈甚欢。在这些思想与文学的碰撞中，我们不仅见识了那些令人或莞尔一笑，或陷入深思的生活百态，更了解了每位创作者背后的创作历程，以及他们灵魂中的人性光辉。
在此特撷取颁奖现场获评委会特别奖的9位作家感言予以刊发。邵燕祥、张炜、王澍虽因故未到现场，但邵燕祥、张炜亦有话要说。
葛 亮
立足“民间”以旁观者身份与祖辈对话
《北鸢》实现了我和祖父辈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与我祖父辈那个时代的交接。该书脱胎于一个非虚构的理念，缘于我祖父的一本艺术史著作。我在一些文章里面曾写过这中间的机缘，当年我祖父完成艺术史著作之后，经过半个世纪才得以出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机缘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激发，同时也是一种动力。前几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我的文字去呈现那个时代，将那些“风干”的史料凝聚、呈现出来。
这本书写到第3年的时候，写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故，如我祖父的同辈老友的一些情况对我内心有很大的击打。此外，我外公的出现构成了这部小说真正成型之后的主调，即来自于“民间”，我也是基于“民间”这个立足点来对史料进行扩张。早期时，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勾勒是比较单一、单向的，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们是被放置在相对而言比较纯净的语境里面进行建设的。一旦放到“民间”这个位置之后，梳理的空间会扩大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最终选择了小说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小说里，我的外公是商人、资本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他没有像我祖父一样介入那个时代，更多的是作为时代的旁观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阅尽了世事，准确地说，我也是借外公的眼睛对那个时代进行梳理和表达。
除此之外，在这部小说中还可以看到不少我家族中祖辈的原型，这一点跟家里的老辈也交流过，他们给了我非常多的指引。其实家族于我个人而言是非常沉重的话题，我在还未真正进入该书创作的时候，内心就是忐忑不安的。毕竟在创作中，我将一直与先辈们对话，对我而言是很大的挑战。就家族这个概念而言，我在写作时更多的是选择放下，如果把自己完全放在家族重塑者的位置上，会代入过多主观的感情，甚至会对所谓的细节和其中部分重要角色的人生轨迹进行美化，而这是情感表达中最难以把握的部分。
方 方
一个作家所能做的就是还原一段生活
作家永远会有自己的立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开始就知道这是本很难写的书。因为它的话题有一定的敏感度，可是我当时就有一种冲动，就是我必须写下来。我听到“软埋”这两个字，感到自己好像心里面被燃烧了一样。当然也还有自己多年的一些积累，比如说我自己家庭的经历，当记者出去采访的经历以及到农村看到的那一切。平时积累的这些，写作时都会浮现出来，会有一种冲动或力量，让你无论如何应该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我常思索，自己的写作态度和立场、观点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平常写小说没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义为记录者，应该用更理性、更客观的态度来写、来记录这样的事情。同时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和当年的事件，和现在的一些态度拉得更开一点，就是希望我能够有更超然的立场来很理性地看待当年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旦把自己的立场选择好了之后，你写起来其实会觉得比较方便。
我在写作时的立场很明确，不光是这本小说，其他的小说也会把更多的同情心放在无奈者、弱势者的立场。人性都是一样的，地主也有坏的，当年的有钱人一样欺负农民。但是穷人翻身之后，地主的尴尬和难堪就显露出来，地主的无奈和当年的农民是一样的。当你的背后有支撑的时候，人的人性是会发生变化的。在土改之前的农民、穷人的程度和土改之后的富人是有转移和交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的态度是站在弱者的一方，我想这是基本的写作态度。
一部小说写出来，肯定要让很多人记住这件事情，或者回顾、反思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小说出来之后，很多人都表示“其实忘记这件事情是他们很多人的选择，包括我自己家人的选择”，我们的父母，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当年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从来也不愿意谈。这种伤痕累累的人，大家是不愿意把这种伤疤撕开再痛一次的。我有朋友说，为了忘记所以忘记，必须忘记才能面对现世的人生。可是有一些人是不能忘的，你真正地去教导人们去记忆或忘却，这都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做的事情。一个作家所能做的，就是能够还原一段生活，尽可能还原当时发生的事情，还原当时的生活形态，还原当时的人所经历过什么，他们经历过程中间的心理感受，我只是尽量来还原一段生活。
杨 渡
保护农村就等于保护生态
在《一百年漂泊》之前，讲述我国台湾的书很多，但该书的特别之处，一是关于殖民，二是关于家族，三是关于宗教和经济。
关于殖民这个问题，在整个东亚的近代史中，台湾的处境是最复杂和奇特的。正如我在书中写到的那样，我的祖母出生于清朝，父亲出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而我则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基本上是三家三代，分属于不同的政权，这种复杂性在近代史里比较少见，但在日本统治台湾的50年里较为多见。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台湾人才知道台湾摆脱殖民统治了，在此之前，还以为日本不只殖民50年，会遥遥无期地永远统治下去。
这本书除了写日据时期台湾的殖民地历史之外，我还想谈谈台湾的经济。在现代化历程中，台湾从1950年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到1960年代出口纺织品，再到1970年开始建设加工出口型工业，许多年轻的劳动者从农村走进工厂；到了1980年代，台湾作为极速富裕起来的社会，有笑话称“钱多的可以淹到脚上来”。
台湾的整个历史积累是如此迅速，特别是1995年我去美国的时候，正流行谈论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和亚洲模式。但我在美国的时候觉得特别不公平，觉得台湾人很贫穷，空气污染严重，劳动人民非常辛苦，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付出了血汗的代价，为什么美国却没有看到这些？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真正经济转型的过程写出来给他们看，那才是我们的真实。
如果有可能的话，一个地区在慢慢富裕起来的时候，要先恢复它应有的节奏，过应该有的生活，不是为了经济，不是为了极速发展，不是为了追赶。我们要找回人应该拥有的生活，我们要去找回这些从容。
在回顾台湾经济发展史的时候，环境与农村也是不得不提的。关于环境，台湾在发展过程中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大陆在发展经济时，先做好环境保护，因为台湾太小，没有办法把环境作为一个产业发展。但大陆不同，可以把环境保护作为一个产业，将治理好污染工业发展成为全世界的环保产业。关于农村，我们不要将农村视为生产的一部分，而应该把农村视为保护中国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我们不是从农村找到生产数值和经济产值，而是保护农村就等于保护了中国的生态，用生态的方式去看待农村以及农村里的人和孩子。因为只有这些孩子照顾好了，未来他们就成为我们的希望所在。
许 宏
《大都无城》反映的是一种文化自信
《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作为一本比较专业的作品，今年获得很多的关注。尤其是书中提到的“大都无城（墙）”观点，引发人们的热议。而我作为一个考古学者，首先呈现给读者的就是历史现象，这也是我的第一位工作；其次我将观察到的历史真相用文字的形式呈献给读者。一直以来，我都强调，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破知历史的真相，但仍然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其实在东汉前2000年的时间里面，有一大半时间都城是没有外城的，只有里面的城，这就跟大家看明清北京城、唐代长安城的感觉不一样，是有颠覆性的。我作为作者先提出来一种解释，它反映的是一种文化自信。大都无城这个时代不是积贫积弱的时代，不像明代北京城那样，也并非无财力、无人力去修建，是国世比较强盛的时代。这种文化实力无论是从考古学，或者从考古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来。另外从文献学的角度，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冯时教授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与我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梳理的先秦文献中，王者往往是居住在没有城墙的邑中。他解释说，这是王要宣示教化，所以没有必要把自己围起来，那是完全没有自信的感觉。
其实越是没有城墙，越是显现出文化自信。但后来皇权比较兴盛，是从魏晋的洛阳城开始才进入后大都城时代。后大都无城时代有三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城郭齐备已经不是大都城了，一定要有城墙。其次，纵贯全城的大都线，这是自诩性的。城郭齐备有防御性，但是理智上又是偏于完善的这样一种结果。再次，严格的里坊制，唐长安城是典型棋盘格式的里坊制，从工业制度上比较规范。从严格的居民管理上，那就是严格管控。给人的感觉，是某种程度上这个时期从魏晋一直到明清是比较兴盛的，一直到秦汉的时代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筑了墙，反而是有君民关系紧张的感觉。大都无城，更注重讲信修睦。他们这样一个中心，跟周围的邻国蒙古国或者跟诸侯关系比较密切，有了这样的自信，才有这样的现象。
很多人惋惜北京城墙的消失，其实中国的废城墙从民国元年开始就掀起了很大的浪潮，这和商业社会的到来直接相关的。其实对城墙、对都城的关注，真正可以联系到整个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这本书尽管是一个小小的侧面，但是反映了背后历史的大问题。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才使得这本偏专业、偏考古的小书得到公众的认可。
车前子
我的写作更愿意是刻舟求剑的写作
苏州一点也不慢。我是苏州人，我觉得苏州是一个很奇怪的城市。我们谈苏州的时候，常常会谈到精致、典雅。但我觉得苏州有一个特别的保守，这个保守在江苏的城市里面都比较有特点，这种保守是跟文化有关系的，某种程度上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甚至是可爱的。
1950年代有过一个统计，中国有360余种手工艺，苏州除了两三种，其他都有。也就是说，苏州是个手工艺城市。有许多小作坊，传男不传女，它里面的确需要一些保守性。很多技艺，稍微一点拨就知道怎么做，因而它需要保密，于是就传承给儿子。如果是两个儿子，还只会把精微的传给其中的一个，他并不希望在家族中间引起竞争。因为竞争，会导致走样、标新立异，他们不需要，于是形成某种保守性。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城市。所以，正因为苏州的保守性，某种生活节奏或者某种状态就是慢的。
我来到北京生活才开始写随笔，我觉得一直写诗的话，常常会感觉在神话的状态，我还是认为诗歌是神话。散文随笔写一点的话，可以回到人话的状态。没有写好的诗歌是人话，没有写好的散文说的是鬼话，当然我没有认为诗歌跟散文中间有什么等级区别，但是里面的确在写作上是有不同的。其实这一百年来，我只喜欢两位作家写的散文，一位是鲁迅的，一位是废名的。我希望我在写散文的时候没有严肃的面孔，希望是微笑的。但是肯定在不同的部位，有时候微笑在眼里，有时候微笑在嘴角，哪怕是哼的一声也是微笑。
刻舟求剑，这个词我很喜欢。一个写作者在现实的河流里面丢了一把剑，有的写作者就跳下去把剑拿上来。而另外的写作者就是刻舟求剑，在现实的河流中丢了剑，可能在船上做记号。我的写作更愿意是刻舟求剑的写作，或者是写意的写作，中国文化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写意精神。
邵燕祥
历史是多面的，需要亲历者共同作证
过去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涉及“众人之事”，得失也就可能千人知、万人知了。我这本书，限于一个人的经历和见闻，一个人的视角和思考，总有它的局限。因此无论在事实或观点方面，都有待于批评、商讨、指正。大历史是多面的，是千百万过来人的亲历和集体记忆。因此期望更多健在的历史在场者都来为历史作证，充实历史真实细节，补充历史记录的注脚，使众多的个人记忆汇为社会的共同记忆。让我们对过去、对现实、对未来，都能从懵懵懂懂进而更加心明眼亮。感谢忠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家更多的关注，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历史证词。
绿 妖
可以与城市文明抗衡的生活方式
写作者一开始会经历对自我的探索，用散文或用小说去表达，之后自我可能就不太能够满足自己了，就想去看更多的人、更广阔的世界，想了解别人。在这本书的写作时，刚开始第一个采访对象就很像一个在大城市待够了的返乡白领的故事，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象中的。一直到我采访了一个70多岁的老菜农，台湾地区农业政策不同时期的调整他都经历过了，但他讲来是特别朴素的，比如他怎么种菜，哪些成功了，哪些不成功，才开始觉得这本书有了一个模糊的雏形，就是一些普通农民在台湾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哪些支持，或者没有得到哪些支持，他们成败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时找到的。
写小说、散文是特别细的筛子，把很多经验反复过滤。这种眼光在你写非虚构的时候，可以捕捉到文学关注的细节，这也是我很关注的。可能在我们大陆，人们去农村度假可以，或者去住民宿，或者包一个农庄，但不太会有人愿意主动到农村去生活了，不会是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在台湾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们的农业文明是成熟的文明，是可以跟城市文明相抗衡的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采访在乡下开出租车的司机，他以前是卖汽车的，跑遍了大城市，结婚后因为两地分居不方便，就回到了老家做菜农。他跟我说，其实我是喜欢乡下，不用开空调，很舒服。我的感觉也是这样，我采访的时候是七八月份，北京温度很高，所有人都在喊热。而在我采访的地方是不用开空调的，晚上睡觉还要盖薄被子，非常舒服，那是跟城市迥异的一种生活方式。
杜君立
机械史对人类对文化的影响有多大
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读者，前些年觉得想写一些东西，就开始转向写作。这种写作其实还没有摆脱读者的身份，还是从读者的角度来写的，我的写作建立在我的阅读基础之上。这本书依托了大量前人作品，是一个很通俗的、尝试性的历史作品，或者说是一个人类通史，也是一个世界通史。后来我的主题落点选了现代史。写这本书一直是我的心愿。我在18岁之前完全待在农村，一直觉得自己生活在古代，见不到任何现代的东西。我父母都是农民，除了村子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参加高考的时候进过一次城，其他时候都在农村种地、放牛。我觉得18岁之后到现在，我见过的所有东西都是机器。我小时候是见不到这些机器的。我们村口有时候过火车，村里来人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带他们见火车，机器是很少见的。什么时候村里来汽车，全村的小孩都围着它。后来村里有了一个拖拉机，一村人都伺候这个拖拉机，对机器的崇拜，真的是无以复加。
后来我自己工作这么多年，一直也是在做机械设备，特别是建筑机械设计，也做一些销售、制作和一些安装工程。我从职业上对机器有很大的介入。譬如小时候，我们家做豆腐要拿着架子走80多里路；上县城高考需要走几十里路，但有一辆自行车之后就节省了大量路上的辛劳。如果说没有机器的话，就需要人扛着。机器解脱了人大量辛苦的工作，特别是对于我来说，机器减轻了我大量的负担。有一个量子物理学家——写《时间简史》的霍金。他要是没有现代化机器，跟现在的世界根本无法沟通。所以机器的重要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相比于我之前的作品，在这本书中我加大了思想史的痕迹。机器越来越高级，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对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很有风险的。但它完全改变了我们的观念和生活，这才是重要的核心所在。像机械史的书非常多，但机械史学家没有发现机械史对人类的影响，也就是对文化的影响有多大。我这几年读了大量的书，从文化、社会观念的角度，实际上也是外在映照的东西。这是这本书跟我之前作品的不同之处，也是超越之处。
张 炜
“兔子”的奖牌最值得炫耀一番
《兔子作家》获得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是对“兔子”的莫大鼓励，今后这只食草动物会更加勤奋地写作，与荒原林子里的各种生灵好好相处，争取新的更大的进步。在我们林子里，得奖的事情并不罕见，去年一只刺猬得奖了，今年一只红眼老獾也得奖了。但是我的奖牌最值得炫耀一番，因为它镶了金边，镀了银，还装在一个货真价实的棕色牛皮盒里。回到林子后，我将在日出时分举起它，让初升的太阳照得它光芒四射；让百灵鸟为它高歌一曲；让咕咕喘息的野猪驻足观看。当我收起奖牌的时候，还会悄悄告诉自己：一只兔子没什么可骄傲的，看林子里鲜花灿灿，它们美丽而芬芳，一朵朵如期开放，无声无息。谢谢，谢谢鲜花，谢谢林子里的各位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