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张倩（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受访人：戴燕（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戴 燕

　　祖籍安徽芜湖市，生于合肥市。1978年初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2年初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华书局从事古籍整理的编辑工作，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所编徐震堮著《玉台新咏校笺》等曾获“国家图书奖”古籍类奖项。

　　《陟彼景山》戴燕主编/中华书局2017年1月版/36.00元

　　《〈三国志〉讲义》戴燕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版/39.00元

陈寿对三国历史既有肯定也有反省

　　□《三国志》乃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历十载艰辛完成的纪传体史学巨著，被史学界誉为与《史记》《汉书》《后汉书》比肩的“前四史”之一，从学术角度，您如何看待时人对这部史学著作的评价？

　　■“前四史”在正史里都很重要。当然《史记》是最重要的，它不但是开创性的历史著作，也常被视为文学典范，鲁迅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三国志》却从来没有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它与《汉书》《后汉书》同为断代史，可是《汉书》有记录汉代广阔社会面相的“十志”，《后汉书》有写得酣畅淋漓的“传赞”，这些它都没有，看起来又单薄，又没有什么特色。但是，如果说要了解三国的历史，《三国志》还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差不多是三国时人对于自己时代的记录，在传世的当时的文献里，没有比它保存更完整的。陈寿也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者。我因为上课，有时候反复看，多少也能体会到古人对它“质直”和“善叙事”这两方面的评价。“质直”是说陈寿的记载老老实实、守规矩、不哗众取宠，“善叙事”却又是说他会讲故事、能吸引人、不呆板，史和文兼得，有这样的平衡能力，很难得。

　　□与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不同的是，陈寿在编写三国史时要直面一个难以把控的难题：作为蜀国后裔，在编写魏、蜀、吴三国历史的过程中，如何融入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如何在故国与新朝、过去与现在之间，作出自己的评断。您认为陈寿在这方面做得如何？

　　■我在讲义中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三国志》在后世引起争议最多的就是它的“正统”意识，很多人觉得陈寿是蜀人，为什么却以魏为正统，这说不过去。有人就骂他，也有人同情他。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挺蜀还是挺魏已经没有意义。我觉得陈寿的处境和他的心情都相当复杂，他不是简单的认同魏或蜀，而是对魏蜀吴三国的历史，都有肯定，也有反省。虽然我不能判断他做得好不好，因为找不到第二个人和书来作比较，但是我们要知道第一，用魏、蜀、吴并列的方式来呈现三国史，这是前所未有的，第二，陈寿对三国的历史都有批评和反省，而这是有眼光的史家才能做到的。

　　□陈寿而立之年，蜀国发生了一场重大变故（魏灭蜀），有人猜测，这一变故在陈寿的心里产生过巨大影响，以至清代学者王鸣盛说：“计蜀亡之岁，寿年已三十有一，旧君故国之思，最为真切，具见篇中，可一一寻绎而得之”。您同意王的观点吗？

　　■我同意，过去也有人举过非常多例子，比如《蜀志》里面先主、后主的妻子都称“皇后”，这就很明显了。我在讲义里也提到两处写法，说明陈寿是既小心翼翼不犯忌讳，又实在心有不甘。蜀亡的时候他是成年人，又有学问，已经能就大事情做判断，后来在洛阳写《三国志》，面对历史，当然他是很理性的，不过他也有是非褒贬、有赞有弹，他对蜀的感情，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华佗传》是陈寿《三国志》的神来之笔

　　□在《〈三国志〉讲义》十个讲篇中，《魏志》的选篇占八讲，《蜀志》和《吴志》各占一讲，同样是各选一篇，在《吴志》的选篇中，您选择了《吴志·吴主传》开讲，但在《蜀志》中您并没有选《蜀志·先主传》（或《蜀志·后主传》），而是选了《蜀志·诸葛亮传》，能简单说明下如此选择的原因吗？

　　■原因很简单，孙权既是吴国的奠基人，他活得也很长，选他的传，便可以贯穿吴国历史的大半，前前后后照应的面比较宽。刘备虽然也是蜀国奠基者，可惜他活得短，选他的传，不足以展示蜀的历史全貌。刘禅呢，又似乎存在感弱一点，他的传写得真是简略，完全被诸葛亮盖过，所以最后决定选诸葛亮。以诸葛亮在当时及后世的名声，也值得讲一讲。

　　□《魏志》中的《方技传》可谓陈寿在史书中的首创，您认为他为什么要为“无奈小虫何”的华佗作传并将其载入史册？

　　■陈寿写华佗，我以为这是《三国志》的神来之笔，至于为什么写，不好妄加揣测。我想过去也应该有医生，只是没有被这么正式地记录下来，这说明陈寿确有他了不起的地方。而华佗有名，可能与他为曹操治病、又被曹操杀害有关，华佗还有两个弟子吴普、樊阿，传他的医术和“五禽戏”，后来也都有名，这才让陈寿能够了解到华佗的身世，并且看到他的一些医案。

　　□书中第八讲“征帆一片绕蓬壶”选讲的是《魏志·东夷·倭传》，讲述的是魏国与乌丸、鲜卑、东夷等周边民族、国家的交流和联系，这算是中华历史上“国际交流”的开篇吗？

　　■《魏志》最后一篇写的是乌丸、鲜卑，还有“东夷”。乌丸、鲜卑在当时魏的北边，据说他们曾经被匈奴挤到内蒙古的乌丸山、鲜卑山一带，汉末三国时，才在当时中国北部边境活跃起来，与汉魏王朝时战时和。“东夷”中，我选的是倭人传也就是写日本的一篇，当时到日本，必须要经过朝鲜半岛，这样就顺带着也讲了一点高句丽和三韩。这确是东亚关系史上最早的一页。这里面，高句丽与汉魏王朝的关系最深，也最复杂。倭比较远，互相认知不多，还很友好。

　　向前辈学者致敬

　　□《陟彼景山》的访谈对象，从其治学领域看，大部分偏文史，即便是搞文学研究的，也都是专治文学史的；从所属地域来看，半数以上都是跟复旦大学有渊源的，这除了跟您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有关外，是不是跟您的工作地也有关系？

　　■做访问不是我的主业，当然也得不到什么硬件支持，只能够“就地取材”，因此就有很大的局限。可是也有好处，就是对于这些受访者，我能够有一些超出耳闻之外的了解。现在看全书，确实复旦的学者偏多，学术本来是“天下之公器”，哪个地方、什么单位都不重要。

　　□“陟彼景山”源自宋人怀念其殷商先人时唱的一首乐歌，原意指采集上好的材料建宗庙，您将其用作书名，作何解读？

　　■我做这些访问，一方面是为了向前辈学者致敬，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记录下20到21世纪学术史的一个侧面。

　　□对于初学者，如果要了解三国历史，应该读哪些作品？

　　■我曾经推荐给学生的是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吕思勉的《三国史话》、何兹全的《三国史》、马植杰的《三国史》，现在还应该加上日本学者金文京的《三国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