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张 倩（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受访人：岱 峻（学者、作家）
岱 峻
本名陈代俊，原籍四川资阳，现定居成都。1982年毕业于重庆师大中文系，执业媒体，业余文学创作，曾获全国及四川省多项文学奖。1990年代转入民国学术史及学人研究，著有《发现李庄》《李济传》等。
《弦诵复骊歌》岱峻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4月版/54.00元
曾经他是仕途坦荡的市长一秘，过去他是拥有新闻理想的媒体记者，现在他是埋首故纸堆的历史学者。岱峻被人熟知是因为《发现李庄》，由于这部书的出版，他被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他出版的6部著作都是有关李庄和华西坝的，此前在学术界，李庄和华西坝可谓籍籍无名之地，甚至很早之前，人们就知道上海叫沪上，杭州叫湖上，但鲜有人知成都叫坝上，现如今李庄和华西坝早已成为学界赫赫有名之地，这都要归功于岱峻的发现和写作。
身份的多次转换，说明岱峻是一个不太“安分守己”的人，他骨子里有一种追求改变，突破创新的气质和本能。他非学术科班出身，但他的著作每每获得学界认可和点赞。自转入学术史研究，从李庄进而引出华西坝，近20年潜心研究和写作，他相继推出《发现李庄》《李济传》《风过华西坝》《弦诵复骊歌》等学术力作，充分展现了他作为记者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采写能力以及对题材和史料的驾驭能力。
岱峻的写作风格可谓独树一帜，和传统学者比，他的写作更具可读性，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有自己的洞见；和专业研究相比，其作品故事更精彩，文字更隽永典雅，较少学术规范的束缚。新著《弦诵复骊歌》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岱峻将书写对象聚焦“教会大学学人往事”，展示出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教会大学的几度折转经历，尤其是一代学人的精神气质与人世遭际，书中9个篇章，既有特写也有群像，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犹如一部同气连声的短篇小说集，又似一本此起彼落的折子戏。
书写一段“带有体温的历史”
□您潜心数年专治抗战时期学术史，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谓既丰厚又显著，继《发现李庄》《李济传》之后，2013年出版的《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甫一面世，即得到市场的良好反馈与读者的颇多嘉许，如今又推出《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请问这两部作品有何关联和区别？
■写《风过华西坝》，文本与文体未能舒展。交稿时的70万字，最终压缩到40万字。“五大学”70多个系科，数千学生，数百知名学者，历时八九年，经历的事件繁复，将此浓缩于一个有限的空间，略溯前缘，截断终结，尤显局促。再者写《风过华西坝》时空交织，叙述方法一人一事，在不同时空中闪进闪出，增加了阅读障碍。前著的诸多不足，加上信息和史料的增加，共同促成了写作《弦诵复骊歌》的缘起。如果说，《风过华西坝》是抗战时期成都5座教会大学学人往事的群像微雕，那么《弦诵复骊歌》则是他们的肖像素描，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精彩的传奇故事。
此外，《风过华西坝》出版后，我有幸接触和认识了一批教会大学的学人朋友，并经常参加他们的校友会活动，透过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举手投足，使我能够切身地感受到那一代人的精神气质和学术风采，颇有一种触摸到“带有体温的历史”的感觉， 这也是我写作《弦诵复骊歌》的一个原因。
□《弦诵复骊歌》讲述了卜凯、顾颉刚、李安宅、罗忠恕、王翰章、吴贻芳等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教会大学一代学人的精神气质和人世遭际，请问您在选择书写对象时有何标准或者原则？
■书中的9个篇章，主要书写对象包括金陵大学的卜凯、芮陶庵，齐鲁大学的顾颉刚、钱穆、王翰章（先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后转入华西协合大学专修牙科），华西协合大学的李安宅、罗忠恕，燕京大学新闻系暨大公报四杰以及金陵女子大学的吴贻芳，同时还包括几个学术研究团体（齐鲁国学研究所、华西边疆研究所、东西文化学社等）。他们都是当时各个学校最具代表性、故事最多也最有意思，同时对当时和当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拨人，其中唯一的女性吴贻芳可以看作5教会大学的校长代表。
之所以选择上述对象，就是想展现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的不同，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与教会大学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更多立足当下，重在抗战和救国；后者更多着眼未来，重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由于教会大学的师资、教材、经费等教学资源都有专门配备，不用考虑柴米油盐等生存和经营问题，也就无后顾之忧，所以在学科建设上，教会大学几乎与国际同步（国际接轨），比如当时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艺植专业，这在当时是很难想象的，国家建设百废待兴，艺植就像奢侈品，一般的国立大学是不可能设置这个专业的。
温情与敬意 同情之理解
□在这些书写对象中，您最喜欢哪个人物？其中对哪件往事印象最深？
■书中的每个人物我都很喜欢，之所以要书写他们，就是因为喜欢，之所以要记下这些往事，也是因为对它们印象深刻。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对他们同时怀有“温情与敬意，同情之理解”。
□作为民间外交布衣学者，罗忠恕师承燕京大学张东荪，他提问过罗素和拉斯基，拜会过爱因斯坦、普朗克、赫胥黎、林德曼并与他们相谈甚欢，他与李约瑟和齐尔门交往甚密，并借由东西文化学社这个学术平台，将钱穆、杭立武、王云五、巴登、达兹等中外著名专家和社会名流全部收入麾下，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学人，其撰写的20多万字英语论文《荀子论知与德》至今却没有中译本。对于罗忠恕，您如何评价？
■罗忠恕是一位特别遗憾的先生，他本来具有成为学术大师的可能。他在燕大读研究生时拿“金钥匙”奖学金，后来又翻译希腊哲学，创立东西文化学社，结交爱因斯坦、罗素、李约瑟等国际学界名流，他从一开始就站在很高的平台，但晚年他对自己前面学术的全盘否定，实际上是有不可言说的缘由的，我能理解他。
□书中所记燕大新闻系被时人誉为远东地区“最新式而设备最完全”的新闻系，大公报四杰刘克林、唐振常、谭文瑞、严庆澍都出自成都燕大新闻系，作为曾经的新闻人和新闻工作管理者，在写作过程中，您对他们有一种怎样的感受？
■对于燕大新闻系的这几个人，我是投入情感最多的。正如你所知晓的，作为曾经的新闻人和新闻工作管理者，实际上写他们也是在说自己。这4位才子当中我最敬佩唐振常，他也是我效仿的对象。他从新闻记者出身，而后转向历史研究，我的经历跟他有几分相似。在唐振常的身上，我潜藏了一些作为同行的我自己的情感、困惑和块垒，“今天的新闻多数进不到历史，但历史中有很多新闻”。
□有调查研究表明，传教士子女比同龄人承受更多的青春期压力。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我认为是这样的。像芮氏兄弟（芮陶庵的两儿子）与赛珍珠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最先学会的语言是汉语，曾经身处的世界是中国，但他们又都是不折不扣的“美国人”；他们在典型的非西方背景中长大，接受的却是欧洲或北美式的教育。这种双重文化认同加之于情感上的重负，是他人难以理解的，所以有专家称他们为“第三文化孩子”（third culture children）。但是，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摆渡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做出过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