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末第一部研究商务印书馆的专著（法国汉学家戴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问世以来，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就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8月13日~14日，商务印书馆创业120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中国近现代出版博物馆（筹）常务副馆长上官消波，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哲后张人凤，商务印书馆编辑寿孝天哲后袁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振鹤、陈万雄、季家珍、王立、黄兴涛、许纪霖、沈国威、周武、吴永贵、范军、张志强、石鸥等来自国内17个城市和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高校、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学科带头人共聚一堂，就商务印书馆企业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研究、商务印书馆与现代文化教育等主题展开研讨。

李岩表示，商务印书馆自1897年创立至今，经历了中国现代教育、现代文化、现代科技、现代出版、现代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120年，也是中国历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120年。在这历史进程中，商务印书馆始终坚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守正创新、不断进取，以解决时代命题为己任，培育了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成为了文化、教育诸多领域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发端和引擎。总结和梳理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化兴起过程中所承担的历史作用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意义是十分有必要的。

于殿利提到，商务印书馆的120年历史是与学界携手的120年，是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120年。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馆史研究，从一开始收集、整理从上海运来的各种资料，到后来专门成立百年资源部，再到现在积极出版相关书籍，商务印书馆大力支持学界研究，并会提供更多便利条件，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加入这样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

陈平原认为，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机构深度介入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教育、学术，在其艰难转型以及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首先取决于其让人叹为观止的经营理念、组织架构以及管理方式；其次则缘于其近乎理想主义者的自我期许，以及培植根基、着眼未来，与教育结盟的思路和情怀。

此次研讨会是商务印书馆史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会议。研讨会共收到论文65篇，围绕商务印书馆五方面成就展开讨论，包括创立现代教育制度，开启全民启蒙进程；整理国故、译介西学，参与构建了整个现代汉语知识体系；追随时代发展的先进方向，始终保持独特的文化风骨；以解决时代命题为己任，与时代潮流密切互动；建立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运用成熟的经营策略，以公司的力量成就了文化的伟业，表现出独特的企业文化魅力。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的《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印刷出版活动》以独家的史料将视角投射到商务创办初期的出版活动；加拿大约克大学季家珍以商务的一本《日用百科全书》为切入点，讨论民国时期知识文化；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的《<辞源>（1915）与汉语的近代化》，则以精湛的语言学学术功底，为商务研究贡献了概念史的新坐标；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周武则以上海档案馆等地档案史料为基础，第一次还原了张元济赴日本遍搜流失的中华珍本古籍的艰辛过程；华东师范大学洪九来的《1949年前后一个商务代理人的日常生活变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商务普通经理人的日常生活；商务印书馆张稷以《我们为什么研究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范本意义》为题，从国家现代化进程、社会组织层面和现代社会中个人三个层面，探讨商务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范本意义。她认为，商务作为一个文化平台和经济实体，关涉着庞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构成了一幅丰富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时空“场”，值得以多学科工具，展开全景式研究，因此有必要设立“商务学”，推动商务印书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的《文化启蒙、教育自觉与学术担当——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引擎的商务印书馆》，则从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商务定位、商务的现代文化引擎地位、商务的文化选择及现代品格等方面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