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儒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历任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中国文物报社社长、总编辑，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故宫院长说故宫》《故宫院长说皇宫》李文儒著，《鲁迅画传（1881~1936）》李文儒著、鲁迅博物馆供图/天地出版社2017年8月版/68.00元（册）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文儒近期推出《故宫院长说故宫》等三部作品，提醒观者应坚守现代理性，警惕被“隐形绑架”。

　　■受访人：李文儒（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采访人：夜 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从山西代县农家小院走出的李文儒，到以副院长身份走进天下最大的皇家大院紫禁城，用了50年。

　　此间，他先后在山西师范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文物报社、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和《文物天地》杂志社工作，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鲁迅研究和中国博物馆研究，主持多项重大学术工程，著作等身。

　　他多年来致力于文博文化大众化普及。此次同时推出的三部作品，可谓是他凝多年研究心力厚积薄发而成的大家小书。《故宫院长说故宫》是他将已成为经典“图像”的紫禁城，作为传统文化、皇权文化和古代建筑文化的标本，为读者提供多重解读。《故宫院长说皇宫》讲述他游走在世界各地的皇宫类建筑，追溯历史，历数文明兴废的深切感悟。《鲁迅画传》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纪实性画传，从北京鲁迅博物馆珍藏的文物和文献资料中，精选500多件制成图片，通过勾画鲁迅上下求索的人生踪迹，追寻他求知与战斗的一生。

　　区别于其他人书写故宫多以历史、建筑材料、工艺或技艺的角度，李文儒以《谁的紫禁城》和《作为图像的紫禁城》两篇自序为其对紫禁城的研究定调，并始终带有批判眼光。他认为，行走在紫禁城图像中的人，必须自觉坚守现代理念理性，不只是参观者，也包括紫禁城的保护者、管理者和传播者。后者尤其重要。

　　近日，本报记者带着好奇探访了李文儒位于北京三元桥的书房，对其进行了专访。人如其名，他有大学问却不迂腐，内心开明，聊到兴之所至，更见其飞扬神采。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含蓄，讲求内敛，但您的《故宫院长说故宫》书名感觉很张扬，为什么取这一书名？

　　■这是我的出版人建议的，该书名可能会让读者眼前一亮。书名从学术的角度看有点流俗，但用公众容易接受的方式作为入口，当读者打开书看到我写的内容，我相信前面的担忧会烟消云散。搞了一辈子学术，从小圈子跳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不是更好吗？这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倡导的学术大众化。

　　□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能解释，您为什么会做关于故宫文化的微课直播。搞文物研究的学者用这么先锋的传播方式感觉很潮流。

　　■我们搞文物研究的，往往忙于发掘保护、研究整理，很少想我们做的事情和当下和未来有什么关系，但这恰恰是很核心的问题。文化不管多久远，仍然需要介入当下，而且还需要带有未来趋向和指向性，这才有意义。尤其在多媒体时代，要用年轻人接受和他们喜欢的方式，让文化走近他们。

　　□在学术大众普及方面有什么经验分享吗？

　　■如果说过去皇宫的看门人是给皇帝看家护院，那我们就是给老百姓开家护院的。既然是人类文化遗产，就应该资源共享，毫无保留向全世界公众开放。现在博物馆都免费开放，我们需要在这个前提下谈传播。

　　从写作的角度来看，文章要让观众喜欢，文字喜欢读，图片喜欢看才行。此外，我一直呼吁和强调，在传播文化遗产的时候，要考虑文化解读和传播的价值观问题。我们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对峙、纠结、冲突和融合这种复杂关系，值得深思。

　　□从鲁迅到故宫，再到世界各地的皇宫，这三本书有怎样的内在关系？

　　■我的思想基础是鲁迅，鲁迅说过，人做事是为什么？是为了过去还是现在，我们所做，是为了现在的人还是未来的人活的好还是不好？这句话对我印象很大，我们要对现在和未来的人做事。

　　在面对巨大的文化遗产的时候，我是以平等甚至俯视的眼光来写的，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他们的时代。更多的，是带有批判的交流。

　　□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紫禁城文化？您的作品具有某种超越性，书中说，虽然人们可以审视者的身份行走其中，但仍然需要警惕紫禁城图像的隐形绑架。

　　■紫禁城的伟大，在于它早已凝结为经典图像。站在21世纪回望，它过去的价值会不会影响我们？我们感到震撼，是艺术震撼，还是皇权震撼？是朝拜皇权还是朝拜艺术？要警惕被这一强大的气场融化甚至绑架。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定力，会成为图像符号里的小图像，与其融为一体。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人类无法回避的世界问题。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意味深长：面对难以言说的历史。愈是难以说清楚，博物馆人愈是要努力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