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书就是打一场艰难而美好的仗
马林霄萝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马林霄萝（右）和妈妈林白（左）1998年的合影
有个作家当妈妈是件头痛的事。打从小时候，我听过的最多的两个问题，第一是你的名字挺怪，四个字的，你是少数民族吗？第二就是，你长大是不是想跟妈妈一样当个作家？这两个问题我回答的次数数不胜数。有些人很介意自己有一个有名的父母。Calvin Klein的女儿接受媒体采访，记者问她，你有这么一个在时尚界很有名的父亲，他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女孩答道：“有，每次我交往不同的男友，都会在他们内裤的裤头上看到我爸的名字。”
然而我在这点上比较无所谓。总有人问我，你介不介意别人介绍你和你的成绩，总是要在前面加上一句这是某某的女儿？我总会坦然地回答我完全不介意。然而为什么我最终没有成为一个作家而成为一个编辑，这点我也闹不清楚。可能在我的潜意识里，觉得作家就是像妈妈那样的人，而我多少和妈妈不一样。写作和做书各有各的愉悦。
两年前从复旦大学MFA硕士毕业以后，我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虽然专业方向是写作，不是出版传媒，但在踏入出版行业以后，我的专业知识依然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发。因为作为一个文学编辑，需要经常跟作者讨论作品、对作品提出有质量的意见、理解和解读文字的思想和情绪，甚至一些在创作之外会影响作者的思想和情绪，都需要编辑去捕捉和把握。在这方面，如果编辑有写作基础、甚至也从事写作行业，在进行沟通时效率会更高，对作品的理解也会更专业。
比如有一次，我跟王安忆老师讨论到有关小说创作的问题，举到一个例子。有个魔术师，有一尊很厉害的大炮，大炮每打一炮，在落点就能凭空出现一样真实的东西，他可以利用这尊大炮，构造自己想要的任何物品：宫殿、饭桌、椅子、森林……但用大炮打出来的椅子，坐上去就会崩塌。这有点像小说：读者看到的世界，是小说家用炮打出来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它和真实的生活或如此相似，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和神秘色彩，互相之间既有所勾连，又仿佛全无关系。一个小说家的大炮，射程有多远、能打出多少种类的东西、炮口直径有多大、能打出体积多大的东西，这决定了一部小说所创造出的世界的规模和其精致程度。
跟作家讨论作品是件很有趣的事，这时你感觉自己也是创作者的一部分。编辑不仅仅要对文字负责，把关作品，也要当作者的朋友、心理导师甚至是家人。因捧红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等名家，而被称为“天才编辑”的美国出版人麦克斯·珀金斯，遇到心仪的作品，会不遗余力地全方位帮助他的作者。“如果需要，他会帮助他们确定作品的结构：给书起标题，构思情节；他可以是心理分析师、失恋者的顾问、婚姻法律师、职业规划师，或者放款人。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一个编辑对书稿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然而他总是坚守自己的信条：书属于作者。”
除此之外，做文学编辑最重要、也是必须养成的习惯是阅读。作为从小和书打交道的小孩，我对阅读这件事本身怀有很虔诚的情感。在选书方面我很保守，轻易不愿意读新书。读了一遍觉得好的书，我会反复读，而不是读完以后马上找新的别的种类的书来读。书荒的时候，我宁可反反复复读列夫•托尔斯泰、《红楼梦》《局外人》。我也很爱看侦探小说。记得一个出版家说过，如果说“浅阅读”的书都是在休闲的时候躺在床上看的，那“深阅读”的书就应该在上午看，而且是正襟危坐着看。这些作品中保留了人类对外部世界和精神世界艰苦的开拓和挖掘。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一方面，文学出版的基础和灵魂在于旺盛的文学阅读需求，反过来，文学出版对于文学阅读的推广和延续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一个时代的阅读水准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出版质量。尤其文学编辑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都会直接影响我们做书的选择。
书籍出版不光是跟文字打交道，而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化各种艺术门类相互交融的精细手艺。精细到纸张的种类、手感，开本大小的实用性，装帧材料的特点和成本，都需要了解，只是在书房埋头苦读必然是不够的。编辑是一门杂学，编辑是杂家，什么都得会，这一点我在入行的第一年就深有体会。等到书做成之后，如何跟营销策划部门打交道，再到之后如何面对市场和读者，都是编辑需要参与的。做书是打一场艰难而美好的仗，充满着丰富性和未知性，在经历无数艰辛之后终于在书店的第一排书架上看见自己做的书，体会满满的成就感——这正是做编辑的魅力所在。
我责编了一本妈妈写的书
王飞宁（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工作编辑中心副主任）
王飞宁（左）和妈妈顾保孜（右）
因为妈妈从事写作工作，家里堆满了书，童年的记忆中，经常用书给自己堆一个小圈圈，自己坐在书圈里面，觉得自己是公主是国王，随手翻看各种各样的书和画册，《朱自清全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巴尔扎克全集》《红楼梦》《聊斋志异》《西方雕塑史》等书都是在幼年时囫囵吞枣地读完，不管读懂了多少，但是自小养成了阅读的习惯。
高中时，和妈妈共用一个书桌，妈妈白天写作，我晚上做作业，作业下面就压着妈妈白天写的的书稿，妈妈后来出版的很多书，比如《红墙里的瞬间》《铁血N4A》《红镜头》等书的手稿就是我当时学习累了之后的休闲读物。
那时候，家里来的最多的人就是各个出版社的编辑，听着他们跟妈妈一起讨论选题、删改文章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学毕业后，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对于这个职业，我几乎不需要太长时间去适应，因为对于“书”是如何做出来的，耳濡目染已经非常熟悉。
在进入出版行业后，因为自己一直比较喜欢文化艺术类的书稿，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选题。自从我在2007年第一次去找梁思成先生的遗孀林洙先生到如今已经10年了，《大拙至美——梁思成最美的文字建筑》《佛像的历史》《梁启超家书》《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梁》《古拙——梁思成笔下的古建之美》等书在我们手中诞生。将梁思成先生的文章，以一种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读者可以阅读，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这些书自出版起，就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一直在加印，成为了获得很好口碑的常销书。
值得一提的是，出版《梁》这本书时，当时是为了纪念梁思成先生去世40周年而编辑，编辑这本书跨度从年初到年尾，真是全心投入。林老师也是对我的工作特别支持，我提出的每一点小小的疑问，她都要去清华大学资料室或者国家图书馆去核查，因为梁思成先生大部分的手稿原件都收藏在这两个地方。要知道，她已经是一位八十多岁，不良于行的老人了。我曾经为了这本书的书名辗转反侧，突然有一天，“梁”这个字蹦入脑海，一个字，响亮又特别。因为梁思成先生姓梁，一生研究古建，与“梁”打交道，他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是“国之栋梁”。围绕这个“梁”字，我又苦思冥想章节名，因为都想有“梁”，而且正好按第四个字、第三个字依次顺排下去，于是有了余音绕梁（私家照片）、惊起梁尘（文章）、雕梁画栋（手绘稿）、梁“林”相敬（私信）四个部分章节名。因为这本书的纪念属性，在刚出版之际，想做一部分梁思成先生的私人印章钤印版回馈读者，林老师竟然找出了一枚梁思成先生的印章，只有一个字——“梁”，与书名竟然吻合，让我不禁感慨也许这就是天意。这部分钤有梁思成先生私印的版本也成为了很多读者的意外之喜。在与林老师合作的十年中，我们早已经超越了普通作者与编辑的关系。
在我从事编辑工作的时候，妈妈也一直在继续她的写作事业，她继《红镜头》这本畅销书后，又出版了《毛泽东最后7年风雨路》《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等多本深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书 。在我做了10年编辑后，我突然觉得是时候和妈妈合作出版一本书了，母女二人，一个是作者，一个编辑。我们把目光定格在了周恩来总理的身上，晚年的周恩来顶住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一边苦撑危局，一边忍受病痛的折磨，周恩来总理人生的这段最后日子，一直是妈妈想写作的题材。在妈妈写作的过程中，在我进行编辑加工的日子里，我们的角色不停地转换，一会儿是母女，一会儿是作者与编辑，有时候也常常会混淆，正谈着稿子，妈妈会突然从生活角度把我指责一番，而我这时候也显得不那么职业，一场普通的作者和编辑的沟通就燃起了充满家庭琐事的硝烟。这段难得的体验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值得回味的日子。
《周恩来最后600天》这本书，这样一部描写周恩来总理生命最后时日的纪实文学，仅仅送审就长达一年的时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获得了不少奖项，刚刚得知，这本书又入选了总局举办的“2017年向全国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物”。 迄今已经加印十次，印数超过了十万册。
从前自己看书，后来自己做书，每一天都在与“书”打交道。做编辑会有不少艰辛，做编辑有时候也很幸福。对我而言，在做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老师，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我们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把一本书做好而一起努力，这个过程，收获颇多。从小时候起，很多书陪我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这一生，希望自己做的书也能影响别人，给读者带来一些有营养的知识，陪伴他们走过一段路程，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编辑就该让“钻石”熠熠生辉
常笑予（青岛出版社少儿出版中心儿童文学编辑部编辑）
常笑予（左）和爸爸常新港（右）
小时候，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因为我蝗虫一样的作家爸爸每周至少两次去新华书店蚕食鲸吞新书好书（那时候电商、数字出版还没有兴起）。书架里摆满了，就再买一个书架，又摆满了，只好靠墙码成整整齐齐几摞。“书墙”越长越高，危如累卵。爸爸很爱惜那些书，即使是已经年久发黄的书，都没有一本折页、掉页的。有时候我想带出去看，爸爸不肯，可能是怕我把书弄坏、弄丢。他说：“读书人是要收藏书的。”我对书的热爱、对文学和文人的尊重想必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起初我想走一条和爸爸不一样的路，大学选择了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后来又出国读了传媒。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发现，我最爱的还是中文，但是这些求学经历让我看到了更远的地方，丰富了我的阅读趣味。期间我也收到了文字给我的许多暗示，比如大学时我成绩最好的一门课是笔译。除了对英文文本的理解要正确以外，英译中的文学翻译更多的是要求译者对中文有足够的运用能力和控制力。“原来你还是适合做这个啊！”那些文字可能悄悄对我喊过这样的话。于是毕业后我到青岛出版社做了少儿中心的一名儿童文学编辑。
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我始终记得我的出发点是爱文学，爱文人。因为我知道这些作品，尤其是优秀的作品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常住家里的时候，爸爸每当有了好的故事构思或者新鲜点子，就会兴奋地与我和妈妈说个不停，有时候是刚起床，来不及刷牙洗脸，有时候外面鞭炮轰鸣，根本就听不清对方说话……我能够清楚地辨别的是他眼睛里的光彩，这光彩一直照进我的编辑工作，让我有能力理解一个作者是如何爱他的作品，是如何近乎虔诚地生活在他的精神花园。作家的作品是金刚石，编辑拿过金刚石，当然不该把它当成石头一样兜售。简单地镀上黄金的外包装吆喝上价钱就可以沾沾自喜了吗？我觉得这也不算“爱”。遇到钻石，就该把它当成钻石打磨，为它增值，让它绽放光彩，熠熠生辉。
编辑和作家应该是朋友。在我还没有入行的时候，部门的编辑老师就向爸爸约稿，打磨了《我想长成一棵葱》。后来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天，开着玩笑，看着桌上的饭食，突然想到“一颗葱”，配上已有的《五头蒜》，再构思一本《三片青姜》，“葱姜蒜”不就全齐了吗？还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味”。就这样，第三本书的名字就在饭桌上定了下来。三本书围绕相似的母题，也是对原有选题的扩展和深度挖掘。
儿童文学相较于成人文学有更多的限制，却也有意想不到的快乐与美。这些年来，无论中外，不少成人文学作家愿意“俯身”创作儿童文学。我说的“俯身”不是屈就，而是俯下身来平视孩子，平视孩子的需求、孩子的喜好，给他们一个纯美的文学启蒙。
成人文学作家伊恩·麦克尤恩谈他第一次写童书的时候说道，他每写完一章后，都会大声读给他的孩子们听，通过孩子们的表情、反应判断自己的用词和情节是否让孩子接受和喜欢，再做修改。这样近乎仪式性的校验方式影响了他的写作。
这样带着饱满的爱的作家写出的童书也一定是丰沛的。我们身边的很多儿童文学作家也是带着这样的爱和热情创作的。作家因为爱创造了好作品，编辑要爱他们的人和文，才能更好地配合他们、打造他们的作品。
麦克尤恩说他喜欢童书“和文学的关系少一点，而跟爱的关系多一点”。我想，我喜欢做书和文学的关系不少，跟爱的关系更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