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亚春（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成长轨迹 1984年，浙江大学出版社成立；1989年，原杭州大学出版社获得国家批准得以成立。这两家出版社在各自独立发展了一段时间以后，于1999年合并，成为新的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浙江大学的6份学报整体融入出版社（后来发展成9份学报）；此后二三年内，浙江大学出版社又相继取得以“浙江大学音像电子出版社”名义开展音像电子制品出版活动的资质，以及互联网出版的资质。2002年~2007年，是出版社在经营规模上快速增长的时期。2008年后，进入体制机制创新的活跃期，数字出版部门、编辑出版异地分支机构逐渐得以组建；与优质民营文化公司合作探索出稳定高效的路径。2009年，出版社完成了转企改制；同年被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国家一级出版社，获得“百佳出版单位”的称号。2013年以后，出版社转型和融合发展进一步提速，图书出版新书品种数主动下调，规模稳定小幅增长，图书出版品牌影响力日益彰显，出版社的出版物品质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肯定。

大学社与其他类型出版社在出书结构上就有很大不同，学术专著和大学教材占“大头”，大众通俗读物出版也要求有大学特有的气质，如传记作品大多是学术和思想传记，强调有“信史”的特质，杜绝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戏说、瞎说；童书、教辅书要求与少年儿童的成长教育相结合，着眼于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健全人格和科学精神。

近年来，浙大社着重从几个方面强化自身价值。一是呼应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关注国家发展重大主题，主动承担代表国家意志和反映国计民生的主题出版、重点出版项目出版任务，并将其落实好实施好。二是关注、跟踪以学科为导向的基础科学研究进展，及时出版具有前沿性、战略性、交叉性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起引领作用。三是有选择地跟进以问题为导向的应用性研究成果，在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创新、遗产保护等多方面展开出版服务，彰显大学社出版价值。四是服务于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紧跟国家教育改革和课程课堂改革，系列化、立体化地开发出版大学教材。国家对大学教材的开发使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大学社应视之为机遇，而不是相反。五是利用高校国际交流频繁的优势，服务于国家学术和文化“走出去”“走进去”深度开展国际出版交流和合作。此外，大学社在为社会提供高品质的大众通俗读物方面也应有所作为。

浙大社最近几年进行了一些改革。就出版物选题而言，主要是着眼于出版物品质的提高，出台了一系列内部制度和规定，包括编辑专业化制度、学术著作专业评审制度等；在机构设置上，建立了一支20多人的编校人员队伍，目的就是让专业编辑能腾出手来搞策划和营销；我们还从传统的总编办公室划分出了功能独立的重大项目管理部、质量检查部，使得大项目管理和质量检查机制化、常态化。其他方面的制度创新，主要就在于考核制度上，其方向是把牢出版导向，增加社会效益的考核比重，并且让这种考核具有可操作性。

就当下而言，大学社发展的瓶颈在于，一是综合管理能力有待加强，要妥善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问题。二是优秀出版人才流失严重。随着传统出版向现代传媒业的转型升级，出版活动的科技含量、学术含量、经营含量、国际交流含量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大量的具有专业基础知识、有不断学习意愿和能力、有市场意识和国际视野的人才加入到出版业中来。但人才是要靠愿景、空间、通道、归属感和能维持尊严的收入来吸引的，传统出版社的人才吸引力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