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肇始者，商务印书馆与百年中国同命运，共沉浮，历经艰难，却也激荡潮流，影响几代人，打下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先行基础是打造出版强国；信息社会也以无可阻挡之势到来，这家“老字号”是否能认识时代，呼应时代，推动时代，继续做时代潮流的引领者，是摆在商务人面前最大的课题。

商务留下的最大财富

在中国，拥有120年历史的出版机构，仅商务印书馆一家。

2017年2月10日的内部馆庆正式拉开了商务印书馆120年周年庆的序幕。此后，总经理于殿利频繁接受各类媒体采访。有关商务前世今生的活动和系列讲座，他都欣然参与。

这是向当下读者推介商务的绝佳时机，名家汇聚，话题十足。尽管商务历史悠久，但时下的年轻人未必完全了解。“我们有必要向更多的人讲述商务的历史以及正在演绎的故事。”于殿利对记者说，“回顾过往，我们要理性地分析商务靠什么走过120年，以及要靠什么走过更多的岁月。” 1897年，东西文化交会，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四位年轻的报馆排字工人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高凤池，合股创办了商务印书馆。1901年，在南洋公学主持译书工作的张元济给盛宣怀写信：“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 这是商务印书馆确立“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企业使命的起因——启蒙思想，救亡图存。

此后，商务先后延请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等大批优秀人士加盟，秉持八字企业使命，扩增机构，努力经营，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迅速崛起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开展以出版为核心的多种业务，推出了囊括教科书、本土学术著作、西学译著、中外文工具书、学术文化期刊等在内的各种出版物。不少书刊创造了中国出版业历史上的诸多第一，现在听来都如雷贯耳。

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一座丰碑，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开拓者和领航者。译介西学，开阔了国人眼界和见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OPEN丛书”都是此类典范。此外，商务还创办学校、图书馆、生产教具、甚至拍摄电影，以引人瞩目的姿态活跃在文化教育领域。极盛时期，商务有员工5000余人，在海内外设有各类办事机构1000多个，规模十分可观。商务在中国文化上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从日军侵华的轨迹中窥见一二。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淞沪。当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叫嚣道：“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才永远不能恢复。”

“企业和个人一样，都在耗费社会财富。评判一个企业伟大与否，要看它存在的根本意义。如果仅仅站在书籍出版史的角度审视商务印书馆的历程，则无法透视其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递变的关系，更无法理解商务印书馆创立后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中发挥的作用。”在于殿利看来，在商务印书馆勃兴的百余年里，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广的图书出版企业，从世界范畴，一家出版社与其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的演变，作用之大，影响之深，也属罕见。

时至今日，从历史风尘中走来的商务印书馆留下了什么？

于殿利觉得，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企业使命凝练而成的精神力量，在当下中国现代知识传播和现代文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依然没有改变，并且已经“渗透进每个商务人的骨子里”。

企业使命新的解读

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商务印书馆涵芬楼阅读体验中心开业。

当然，商务人也一直有困惑，“八字使命”在新世纪是否过时？于殿利的看法是，民智的“开”和“不开”是相对的，不同时代，衡量民智有不同标准。

1897年，中国民智未开，现代教育刚刚起步。读书受教育对很多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商务印书馆的先人们将“促教育”作为首要发展目的。191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新字典》，这是一部在中国现代辞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汉语语文辞书。它改变了以《康熙字典》为代表的传统字书的编纂模式，在编写内容、编纂方法等方面都有所创新；新中国成立初始，扫盲是头等大事，《新华字典》应运而生。2016年4月12日，吉尼斯世界纪录公司宣布，《新华字典》全球发行量达5.67亿本，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新华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几十年来，无论从发行量、普及面、影响程度，还是读者忠诚度来看，都堪称时代奇迹。

时至今日，于殿利认为，民智应有新的衡量标准。当下，国人的文化需求在上升，文化自信对整个国家的贡献在加大，这对出版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课题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在他看来，商务要做的是反映时代精神的出版物。他向记者举例说，“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倡，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问题，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等，这些都是时代所呈现的需要我们去破解的课题，但我们并不追逐表面热点，而是挖掘更深层次当下中国人对社会、对世界的一种理解。”“在具体的时代情境中，某些做法和措施可能时过境迁，需要做更为灵活的调整。”于是，商务人把“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细化为了十六字——“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

这样的认识，直接映照于出版物上，是近年商务新兴出版板块的崛起。

博物学出版板块自成一体。自2012年至今，商务的博物学图书已积累起 “自然文库”“自然感悟”“自然雅趣”“自然观察”等多个产品系列。2014年，《一平方英寸的寂静》《看不见的森林》等获得国内多项大奖。2015年出版的《草木缘情》和2016年的《花与树的人文之旅》不但为读者提供了另一条审视中国古典文学的路径，也提高了大众与植物世界沟通交流的能力。今年的新书《醉酒的植物学家》甫一上市就跻身相关畅销书排行榜前列。

在挖掘时代前沿话题出版素材时，商务更注重将自己的传统出版优势融入进去。社里的“一带一路”图书系列，包括《“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一带一路”年度报告：从愿景到行动（2016）》在内的几十种产品，就是用学术和学理的角度去阐释“一带一路”。“它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发展路径，更表明中国在新世纪里，和平发展，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一种思想和愿望。”于殿利说。

基于这样的情怀，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不断在扩充新的内容。目前文库出版的《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论美国的文化：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等著作，获得业内外人士的一致点赞。于殿利透露，未来将会继续把品种扩充。在他看来，未来的世界是文化之争，每个国家、民族都要坚守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而这，也是商务印书馆应当承担起的历史使命。

学术与文化的嫁接新方式

100多年来，有着厚重积淀的商务印书馆，在引进西学、整理国故、创立现代教育体系、促进文化学术进步，以及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被誉为“学术出版重镇”“工具书王国”。

眼下，学术图书和工具书依旧是商务的看家法宝。

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代表，近年商务的学术出版产品线硕果累累，如《中国语言地图集》《国语运动史纲》《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等大型著作，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好评，巩固了商务学术重镇的出版地位。对于学术出版，于殿利的理解是，知识分子做学问始终要把自己的学识与生长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们，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甚至与整个人类社会相结合。而作为出版机构，则要审时度势，洞悉社会发展趋势，判断国家、民族、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文化。很多东西做出来并不赚钱，甚至要耗费很多人力物力。但商务依然在默默承担这样的文化使命。2015年，一本名为《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工具书历时36年，以10万余张卡片的积累，成就了一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于殿利认为，出这种书对商务来说是真正的文化担当。”而此类“不赚钱”的辞书在馆内每年的出版品种里还有许多。

工具类产品重大项目“大盘稳固”。2016年，商务印书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结项有4个，包括《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二批）、《中国当代设计全集》（20卷）、《辞源》（第三版）和《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4个项目的结项成绩都为优秀，《辞源》（第三版）更是获得了96分的高分。另有《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和《中华科技大词典》两个图书项目新近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与此同时，商务推出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在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再一次检验了其在辞书出版方面的专业水准。

商务印书馆始终秉持的经营理念是，不管学术还是工具书，都有两翼作为发展方向，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文化，在当下也不例外——这些传统优势需要找到更多与当下读者需求结合的点。于殿利尤其鼓励员工向知识型产品方向开发产品。在通用型工具书产品线优势不断强化的同时，新形态的知识产品也不断涌现。对外汉语教材，延伸到文化方面，开发出《成语密码》《汉字博物馆》等产品，有文化传承又有故事性、趣味性。

教科书产品线曾是商务发展历史上辉煌的一笔。于殿利认为，在当下，同样有必要大力开发教科书性质的读物，让真正有含金量的学术作品，比如《西方哲学史》《世界文明史》《国史大纲》等向教材方向研发，成为学生必读书，真正让有价值的知识普及到教育中去。

商务的大众文化图书产品线近两年的表现可圈可点。汉语中心继续扩展“传统文化系列”图书，教科文中心相继推出了“名师讲堂丛书”“抗战大迁移丛书”，以及《往事》《洪业传》等通俗读物，六个分馆为大众图书产品线增添了崭新风貌。

“不管是哪个门类的出版物，都要守住底线。”“学术的底线是指经得起学术考验。不说野史，不编故事；文化的底线则是不庸俗，倡导高雅文化。”于殿利对记者说。

信息时代栽培“奇迹”产品

2014年，商务印书馆向西藏孔繁森小学捐赠图书。

于殿利关于数字出版的“顺应”论在业界很有名。在他看来，“数字出版”只是生产流程的自然改变——到数字时代，所有生产都应该换成数字方式来做。

下这样的判断，于殿利的依据在于：当下人类进入的信息社会跟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有极大不同，信息科学技术开始主宰人们的生活、工作，全面影响民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体到产品领域，则表现为新技术潮流促使各行各业的新一轮升级转型。

经过多年筹备，商务印书馆在2014年正式宣布全面试行全媒体出版模式，从组织架构上彻底颠覆原有的单一编印发流程。

于殿利说，“以前的选题策划，一本书最多出几个版本，但都脱离不了纸质版。现在最大的不同是编辑以产品经理身份出现，主导从选题策划到内容多形态分发的全过程。”据记者了解，在商务印书馆的选题申报单上，囊括了包括传统纸制书在内的电子书、APP以及其它多种选项。

当然，在全媒体出版模式的摸索过程中，商务也在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2014年前后，商务创立数字出版中心，专做产品开发。“但现在转头看，对内容最熟悉的还是编辑，而不是技术人员。”在于殿利的支持下，目前商务并行三大生产基地，其一是，传统的印制部门。其二，是数字出版中心，做高端的数据库建设。其三，是新创的全媒体制作中心。进入该中心的产品包括电子书以及更多根据需求而设定的复杂形态、更为多样的数字产品。三个部门的源头是编辑发起的策划中心。策划编辑的工作贯穿于整个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与传统印制、数字出版中心以及全媒体中心进行全面对接。

谈及整个全媒体流程中最关键的一环是，眼下他们已从最艰难的数据库编撰开始，推行线上全媒体编辑加工平台，从源头全面对接各种出版形态，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形态的研发上。

眼下，商务印书馆正在推进“专业知识服务平台”（主要由数字出版中心具体执行），为不同层级的受众提供个性化的语言知识服务。据于殿利透露，以前仅仅是将工具书进行大规模的数字化整合，现在则是根据不同人群需求，裂变出不同的产品形态，比如在英语学习数据库中嵌入更多有趣的东西，字词的检错、测试，甚至包括游戏，让产品活起来。

于殿利还透露了一个细节：数字出版中心和全媒体制作中心部门不设置经营指标，也就意味着这两个部门没有利润考核压力，而部门的产出与编辑中心挂钩，极大调动了作为内容源头的编辑的创造力。“这样的流程设计从逻辑上才最合理——编辑参与整个数字产品开发的积极性从源头上有了动力。”

于殿利预测，如果数字产品运营得当，很有可能成为商务印书馆未来的支柱性板块，这是他所期待的。但他认为，奇迹产品出现在简单价值转移纸质图书的电子书和APP身上的可能性不大，更多的可能性在那些能体现数字技术魅力的产品身上。“这类产品所服务的对象不是传统读者，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群人。如果提供的数据库足够强大，服务足够好，客户群体足够大，完全可以成为企业发展新的驱动力。”于殿利道出了其中的关键。

当然，他并不鼓励过分依赖移动终端阅读，“那仅仅是获取资讯的一个方式。真正的阅读能够产生思想。”他甚至有些悲观地认为，如果我们一味倡导移动终端阅读而放弃了能够带来思想启迪的阅读方式，仅仅停留在娱乐层面，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但他并不排斥在移动终端获取信息成为潮流的当下，把商务有知识含量甚至能发展思维的内容巧妙植入进去，影响更多的人。

未来：商务如何影响主流人群

商务印书馆120年馆庆，让于殿利颇为震动的是，拥有30万“粉丝”的商务官方微信平台上以及微博上读者的热烈互动。在微博发起商务印书馆120年话题活动后，微博话题阅读量达到260万。许多读者讲述了爷爷留下的《辞源》；有的读者讲述一家三代人使用的商务工具书；有读者讲述了妈妈送的《新华字典》；有读者为孩子收藏“汉译名著”准备以书传家……

这些都让于殿利更加坚信，只有将经典的学术和文明的基因有效地传播到每一位大众读者的心中，用思想推动整个社会进步，才是一名出版人该做的事。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商务印书馆这家有着近120年历史的老牌出版机构，竟在南方一家媒体的评选活动中摘取了“新锐出版社”的桂冠。2016、2017年更是连续两年被深圳读书月组委会评为“年度致敬出版社/出版机构”，如今，商务出版的图书正变得越来越接地气，甚至成为各大畅销榜的常客。201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看不见的森林》《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蚯蚓的故事》等系列，引起阅读热潮，其中《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更是频频入选各大好书榜；一本名为《吃货辞典》的书，还引发了年轻读者的热烈追捧。

不久的将来，“95后”甚至“00后”逐渐成长起来，很快成为社会的消费主流，于殿利觉得，“没有必要去迎合所有人的需求”。但他也清醒看到，新的时代面临新的需求，要善于把内容打造成各种各样的产品，探索让内容成为产业的可能性，“否则出版企业的生命力不会长久”。

出版产业如何变成文化企业是最大的挑战。于殿利举例说，原来的发行人员的任务就是卖书，但现在需要更多懂“产品运营”的人。在他看来，出版产业向文化产业转型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非常复杂，但“这些困难是前行路上必然会遇到的，无需恐惧，迎头去做就好”。

接受采访时，于殿利始终保持着一种温和的语速，但谈及历史和未来，他会两眼放光。于殿利是学历史出身，他笑言，看不清未来的时候会回头看。“整个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未来在哪里。”尽管已经有很丰富的学识和从业经验，于殿利每天还会去看包括出版史、人类文明史在内的各类书籍。研究出版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它的角色和位置是什么，是于殿利近两年思考最多的问题。

和很多出版人不同的是，除了自己的表面角色外，于殿利自己有独特的价值判断。他认为，做出版，更多考验的是出版人的“见识”——必须有审时度势的意识以及能力。“向先贤学习和向现代学习是我们要做的功课”，在于殿利看来，商务之所以成为商务是因为坚持了商务先贤留下的精髓——向社会传递先进知识、先进能量的文化精神和担当。“这样的理念和任何时代的需求都是相符合的。”同时，于殿利也很理性地意识到，并非和原来不一致的调调都不好。“我们必须认清哪些声音是需要去鼓励和推动的，否则社会就没有发展。”因此，“向时代学习”“向现实学习”是他认为打开当下世界的正确方式之一。“如果永远与世隔绝，死磕书本，就会无法理解当下发生的一切，也不可能做出正确判断。”

在于殿利看来，现实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