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6日，由郑州松社书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作家邵丽《挂职笔记》新书分享会”于郑州松社书店举行。邵丽首先就“文学的位置何在”这一主题做了主题演讲，并与读者娓娓道来自己的文学之路。她还与到场的受邀嘉宾、作家张楚做了精彩对谈。

邵丽出生于1965年11月，现任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明惠的圣诞》《我的生活质量》《城外的小秋》《第四十圈》等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

邵丽前些年曾在河南省汝南县挂职两年，任县委常委、副县长。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的《挂职笔记》是她深入基层生活之后的最新创作成果。全书分为上下两辑，在上辑里，叙事者通过挂职副县长的视角，以相对独立和客观的立场来理解人们的生存状态；在下辑里，第一人称开始隐去，文本围绕一系列人物而展开，他们处在不同的城乡关系链条中，有着各自的具体生活。

在《挂职笔记》中，邵丽以沉着的笔调，写出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心态，写出了困惑和焦虑，也写出了长存于世的人性光辉。她的写作并不完全借助于故事变化和情节冲突，而是冷静地使用有节制的笔触，写出人性中的曲折和波澜。她以悲悯的情怀写出了中国这个古老农业大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内心的煎熬和挣扎，传达了社会转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给人们带来的失落感以及身份焦虑，并最终表现了与此相关的生存奋斗和人性尊严。

“邵丽对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力求公正的审核、公正的剖析，克制和冷静之余，弥漫着一种克制不住、但又力求节制的悲悯和怜惜。”张楚对邵丽的作品做了高度评价，认为其书写了底层小人物的众生相：每个人都在生活的“炼狱”中苦苦追求着他们所理解的幸福，她笔下的故事，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在谈及自己的挂职经历和书写乡土文学的创作体会时，邵丽说自己之所以书写这些小说，其实面临着写作要转型的内心的巨大焦虑，挂职给她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契机，让她看到了文学的本质，那就是要面对现实，面对生活。在基层，她有着丰富的文学感受，同时认为一个小说家要有穿越情绪的能力——不是写故事，而是我们面对故事的困惑。

张楚对话邵丽：《挂职笔记》来自中国城乡第一线

问：张  楚（作家）

答：邵  丽（作家、河南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读了小说集《挂职笔记》，感慨很多，五味杂陈。你以沉着的笔调写出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心态，写出了困惑和焦虑，也写出了亘古不变的人性光辉。当初写这一系列与挂职相关的小说时，是否有一个长远的写作规划？

我当时写这些挂职小说，其实面临着内心的巨大焦虑，就是我的写作要转型，所以这次下去挂职，给我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契机，让我看到了文学的本质，那就是要面对现实，面对生活。

你在一篇创作谈中曾提到：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大多数作家述说的都是苦难，但我们从苦难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更多的对生命的悲悯和热爱。我最近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深有感触。我想问一下，你最热爱的俄罗斯作家是谁，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那个年代的读者，最早接触到的还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一些文坛巨匠的作品。我在1990年代才看了《静静的顿河》《大师与玛格丽特》，看了《日瓦戈医生》。

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他们彪悍千秋的作品，尽管大多数述说的都是苦难，但我们从苦难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更多的对生活的悲悯和对生命的热爱。

《挂职笔记》中的小说《刘万福案件》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曾引起轰动和热议，也获得了很多奖项。你给我们讲了一个富于传奇色彩又天然蕴含着悲剧性的故事。刘万福到县委送锦旗，感谢党和政府给了他三次生命。这个故事真的是在你挂职期间亲身经历的吗？你描写刘万福时，既是冷峻的，又包含着难以克制的同情与疼惜。作为作家，你是如何处理素材和小说之间的关系的？在小说之外，是否还有很多“刘万福”的故事？

《刘万福案件》包括书中的《第四十圈》，都是生活中确实发生的故事，我也都看见过当事人或者他们的亲属，这个故事我听了之后，因为我的写作面临转型，所以也觉得特别震撼，并决定以小说的方式进行书写。

至于小说和素材的关系，一个是表，一个是里；小说只是一种表现形式，真正的内里，还是事物本身的逻辑和它的真实性。就刘万福这个案件来讲，我没有更多的演绎，其实我更主要不是写故事，而是我们面对故事的困惑。在基层，尤其是在乡村，刘万福这样的人物太多了，这也不是让我们最悲哀的，最悲哀的是产生刘万福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社会环境和人们的态度。

在《刘万福案件》中，另一条副线也是惊心动魄的，那就是县委书记周启生的境遇，他满怀激情，想做一番大事圆自己的梦想，造福百姓，却铩羽而归。可以说，刘与周的故事是小说的A面和B面——一介草民让我们惋惜，一方父母官让我们扼腕叹息。在你挂职期间，这样的父母官是不是很多，你是如何理解他们的？

我挂职的时候接触了很多县委书记，因为写作的需要，很多县都去过，像周启生这样的县委书记也很多，他们有理想、有抱负，也干了很多实事。这么多年城乡的快速发展，这就是答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县委书记、乡委书记功不可没。

《刘万福案件》这篇小说的节奏很有新意，几条线同时展开巧妙交织，多元化叙事。当代中国小说写作经历了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洗礼后，写作技术、写作技术方面有了革新，但近些年，似乎又都老老实实地回到写故事本身，对小说叙事学的追求越来越窄化，你怎么看？

至于写作技巧，我还真正没有认真去想过这个事儿。当时《刘万福案件》写出来后，有人觉得写的太直了，因为我是第一次写这样的作品。所以，在《第四十圈》，我就开始考虑一些技巧，考虑如何藏的问题。其实我不是一个技巧性的作家，也不是不注重技巧，而是觉得技巧不能大于作品本身。

比如我只是想通过《第四十圈》这个作品，描写社会和每一个人物的复杂性。很难把一个人贴上好人或者坏人的标签。其实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被裹胁进去的。所以有句话说：发生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是自己的责任。社会环境是每一个人创造的，谁都不能逃脱自己的责任，也并不能轻易去评判和职责别人。俗话说，说易做难。《第四十圈》这个故事的悲哀在于，每个人都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做对了什么。也就是说，是非标准太模糊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哀。

小说集中的《北区的河》《城外的小秋》是对当代中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裂隙以及故乡陷落的真实描摹，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对于乡村文明失落的过程深有体会。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我非常留恋昔日那些自然的袅袅炊烟的村落，可是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不可阻挡的。记得一次去一个县里搞调研，我说了我的观点，那个县的县委书记问我，那样的村庄或者你来参观一下觉得是美的，让你住上三天——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也没有排水系统，苍蝇文字漫天飞舞，你能吗？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矛盾痛苦尴尬的发展过程。当然，我们要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把我们对乡村怀念的情绪表达出来。

你的小说语言既精炼又复杂，既冷静又幽默，既有男性的粗粝又有女性的柔美。你觉得语言是一篇好小说的充要条件吗？

我对小说的语言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看重的，但我更重视那种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语言，当你跟基层人民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感受到他们的智慧、幽默。中国几千年来，苦难都是靠这种智慧和幽默消解的。这是中国灿烂文化的一部分，你不能轻易否定它、批判它，它无所谓高级或者低级。也无所谓对与错，它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有帮助。所以我们要正视它、重视它，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之根。

《挂职笔记》邵丽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版/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