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包括北宋和南宋，960-1279年）的300年里，中国经历了好古之风的大爆发。饱学之士引领的收藏和研究古代器物之风，不仅席卷了整个文坛，甚至带动了皇帝也加入其中。

长期致力于研究古代中国崇古思想与视觉艺术相关性的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艺术史博士陈云倩在其所著的《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风》书中指出，通过大量采集古代器物，以拓墨、线描等方式在视觉上呈现，提出各式各样的理论来阐释其在历史上和礼仪上的重要意义。

换言之，宋朝的金石之风，并不仅仅是文人骚客的志趣爱好，而是通过对古代青铜礼器、纪念碑和墓碑等刻石铭文的分析，来重新阐发意义，或还原或完善或重新阐述圣贤之道的原貌。

用现在的话来说，中国古代文明的草莽、进取时期，更多出现在唐朝以及之前的时代，而宋代则致力于文明的阐释和加工，通过将礼乐和国家治理相融合，来阐明政治统治和存在的定律。

自然，不同于此前多个统一王朝显得不言自明的政治统治合法性，宋朝需要在不同时期与辽、金、蒙古、西夏、大理等国共处，这样的政治局面类似于现代世界。尤其是宋朝不仅不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而且还每每成为若干次战役的陪衬，需要付出经济成本才能赎买和平的情况下，如何阐明其政治合法性，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宋朝崇古运动的根本目标，自然就是确立其资本的政治合法性。当然，在这个大的目标、纲领之下，宋代的文人学者仍然致力于践行相关的学术目标，比如庆历年间，欧阳修、刘敞等人通过研究古代器物，从而质疑传统注经。

《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风》书中也谈到，宋仁宗、宋徽宗等宋朝皇帝引领的皇家古器物收藏，以及宫廷礼器创新，配合礼制改革。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宋徽宗年间确实文化成就十分杰出，也进行了一番礼制改革，如果不是金朝崛起，灭掉辽朝以后南下突袭北宋，将很可能在后世留下一个改革皇帝的美名。

《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风》这本书还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也出现了与中国宋朝崇古运动类似的嗜古和收集古器物的冲动。比如，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波焦·布拉乔利尼曾出版《罗马城遗迹考述》，尽其能力考察了古罗马废墟——中国北宋的改革家、政治家欧阳修曾经看着一通被严重损毁的初唐石碑，哀叹，“因感夫物之终敝，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书中指出，中国宋元明几代，文人士大夫也都因此钟爱古碑帖铭文和器物的学问。

当然，欧洲文艺复兴所驱动的思想和文化活动，走向与中国宋代的崇古运动有所不同。通过对古罗马废墟以及各种经典文本的研究，找出特定的社会、政治、技术和经济功能，其目的不仅仅在于阐释古代事物，并实现古为今用，而且也开始驱动相应的技术和思想变革。相较而言，中国宋代的崇古运动，尤其是宋徽宗年间的运动，是以复活近两千年前的上古时代，复兴周礼为目标，使得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但对于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带动、影响至少是不明显的。

书名：《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风》

作者：（美）陈云倩

译者：梁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