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美术研究中国有后来居上之势?
○杜作波 | 202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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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罗世平、如常主编/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5月版/12800.00元

 《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由湖南美术出版社于2017年5月出版。这部全面展示佛教美术全球重要历史遗存及发展脉络,集资料性、学术性、功能性和审美性于一体的重要著作,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荣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它带给我们超越艺术的重要启示。

  两个中国人熟悉的僧人,玄奘和鉴真,一前一后,一西一东,以佛法的名义,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了重要篇章。玄奘取经途中所见的“伽蓝”“精舍”今日大多凋敝衰败乃至长眠地下,鉴真主持建造的许多佛寺、佛像依旧香火鼎盛。这一兴一衰之间的“东”“西”对比,呼应着《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所关注的古今“世界”,使我们的目光聚焦在东方的中国,感受其中的东方自信。

  历史传承的自信。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曾与中国本土宗教、风俗信仰发生碰撞与冲突,历史上虽几度“灭佛”,佛教仍一直保持着相当的生命力,这源于佛教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自我改造和变革。这些碰撞与冲突,改造和变革,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详细的记载。这些记载不限于文字,也有着生动的实物例证;记载对象不限于中国本土,也涉及异域他乡。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堪为中国发达文字记载的杰出代表。中亚和古印度的一些历史要借助这部“东方著作”予以证实,英国考古学家康宁汉依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的地点发掘那烂陀寺遗址,让我们共同见证了东方的历史自信。

  实物例证方面,仅以佛塔形制举例,云南景洪的曼飞龙塔是南传的“傣式”佛塔,江苏镇江的昭关石塔则将藏传的喇嘛塔和江南水乡的石桥结合为“过街塔”,广西象鼻山的普贤塔是汉藏混合的宝瓶塔。 

  古代之中国对于佛教,有着生动、翔实的文字记载,今日之中国对于佛教,保存有全面、丰富的美术遗存,这些文字和实物,为我们积累了充分的研究资料。

  学术研究的自信。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主导着世界佛教美术研究的话语权,他们借助现代考古学手段,趁东方动乱,在中亚和西域“掠夺”研究资料,占尽先机。这些资料现在多藏于西方各大博物馆,以此为切入点,西方学者在对应细分领域长期耕耘,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世界佛教美术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学者在石窟和造像领域也有一定建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佛教考古的基础上,正式开始了佛教美术的研究工作,北京大学考古系、敦煌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机构都成立了研究佛教美术的专业机构或项目组。他们依托现有的丰富资料和新近的考古发现,从美术风格、图像学、图像义理学角度入手,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比如3D建模)的发展和学科交叉的深入,更是让中国佛教美术研究如虎添翼,逐步成为世界佛教美术研究的“中心”。

  文化普及的自信。佛教融进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处处有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潜藏于深处的文化基因。在一代代文化普及之后,中华民族对传统美术重新焕发出“身心一体”的热情。博物馆、美术馆大排长龙,“国宝”文创大受欢迎,昭示着中国人对于佛教美术的欣赏水平大幅提高,审美愿望也空前高涨。

  “天龙山石窟佛首”在202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亮相,既是多年文化普及的自信成果代表,也是官方对民众审美需求的呼应典型。文化普及的自信,让我们能在《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中明辨中国佛教美术作品与世界佛教美术作品的异同,审思中国文物在海外承担“镇馆之宝”的历史之因、文化之因,迎接“国宝回家”的强盛之果、自信之果。

  《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告诉我们: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乃至不同个人对“美”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我们都愿意相信,各美其美,“世界”因你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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