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在京见到苏拾平，发现他并不似传言中那般瘦，他笑笑地解释：“同事们说我去年的样子看起来很不好，好像工作得很吃力，现在大雁基地走上正轨，我挺自在，所以就胖了……”２００８年初春的苏拾平，一改去年年初的严肃和沉重，神情从容充满自信。这种从容不仅仅缘于他经营的大雁基地已朝着年出书１２０种～１５０种的目标顺利迈进，他的五名精兵强将让他足够放心，还缘于，他认为台湾书业已经利空出尽，到了稳定下来的时候。他表示，虽然２００７年台湾出版业持续惨重下滑，相继发生金石堂事件和今年初的诚品寄售制风波等，但“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台湾出版界现在反而笃定了。衰退已经到头，２００８年台湾出版业将会止跌。”
就台湾出版业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苏拾平在他的新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思考技术——我的１２０道出版经营练习题》中，特意以附录的形式作了详解。他告诉记者，这些事情总会发生，因为长久以来，台湾出版业供过于求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图书整体销售率太低，整个产业结构面临调整。从产业链到阅读到渠道，都在重整，调整具体将持续到什么时候，现在还不清楚，但台湾出版界已经接受调整这个现实，金石堂的产销结算制转变、诚品提出寄售制，虽然很多出版人不愿意，但还是慢慢地接受了。实行新的产销制度后，有些出版商将慢慢调整出版方向，减缓出书，慢慢退出市场也是会有的，另外一些则会调整出书方向。苏拾平表示，台湾书业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非常成熟的时期，未来几年依然很难有大的增长，“只要不衰退就是好的了。”

■商报记者 李丽 任江哲

上市让大陆出版业
走向真正企业化

记者问现今台湾书业的状况未来会不会在大陆出现，苏拾平非常坚定地摇头：“绝对不会。”他认为大陆书业现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出版集团上市。
苏拾平认为大陆出版业未来的走向之一是走向真正的企业化，企业化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公开上市。他表示，去年年底辽宁出版集团上市的示范意义在于：上市让出版集团变成了民众持股的“民营公司”，公司的经营就要对股民负责。而股民是要求获利的，这就逼着出版集团去实现真正的企业化。上市为什么敢这么放开，连内容一起上市呢？上市后该怎么控制终审权和内容质量呢？苏拾平说，按他的理解，上市是一种非常好的监管权的转移，上市后变成由证券监管机构代替原来的行政主管机关来直接监管出版集团的运营，上市公司因为要对广大股民负责，所以一般都会谨慎经营，不敢违法，政府反而可以因此防范一些违法违规现象。
而出版集团上市募集到更多资金后应该怎样进一步发展？苏拾平的建议是，出版集团上市后应该做三件事：第一，省级出版集团一定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发行平台；第二，它可以收购民营公司；第三，上市之后，股民的要求是企业要能赚钱，因此出版集团就有可能聘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或其他出版业之外的人来当ＣＥＯ。他说，出版企业上市后大概会有１～３年的蜜月期，但最后还是要面对真正企业化经营的问题。
在苏拾平看来，出版集团上市对大陆书业大有好处，比如：“大陆书业的回款问题一直很严重，但上市以后收款期长一点没关系，只要有生意做。上市公司不缺资金流，因此困扰大陆书业的所谓三角债问题也可能因此松脱。”
既然上市有诸多好处，那么台湾出版企业上市情况如何呢？苏拾平的回答是，台湾出版企业中只有一家是上市公司，就是时报出版公司。苏拾平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台湾的出版社规模小，上市没有必要。现在台湾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加起来有７０００家，但真正活动的最多１０００家，而真正经常性开展出版业务的大概也就两三百家。
因为台湾出版业以前供不应求，很多人都是那时候进入出版业的，而出版社要活着，就得一直出书。这才造成现在台湾出书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去年产销秩序变革实行新的产销制度后，以书养书的方式行不通了，出书数量慢慢会减下来。“这样至少迫使出版人更专业，他们将出版市场真正需要的图书，出书时会更慎重。这将有助于整个产业达到调整后的良性循环。”苏拾平再次对去年的台湾产销秩序纷争给予正面肯定。

台湾出版社数字化不积极

曾有台湾书业人士评论，台湾出版业近年来的急剧下滑，和网络甚嚣尘上导致的读者阅读时间减少有很大关系，记者就此询问苏拾平，台湾出版社怎样应对网络阅读对读者的分流？电子书目前在台湾发展情况如何？未料网络威胁论在苏拾平这里似乎根本不成立。他不以为然地说，网络阅读当然会抢走读者一部分阅读时间，作为出版社而言，就是要出版网络阅读无法替代的纸书类型，更积极、更精准地集中精力去做纸书无法被网络取代的那部分内容。大部分的出版社都会做调整。有些书，比如说辞典、百科全书，会被网络出版物所取代，大家就不出了呗。但有些书会继续维持，出版社就会相应调整自己的出书方向。
苏拾平很肯定地说，电子书尤其是一般大众类电子书现在还不成气候，看不出有多大发展，不仅在台湾，在全世界都如此。他认为电子书只能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手机小说。二是工具书和专业书出版。他认为，电子书和纸书并不互相排斥，电子书的销售只是一个额外的增量，而长篇小说的纸书出版则完全不会受影响。
他告诉记者，台湾出版社因此在数字化方面并不积极，因为电子书在一般图书领域并没有取得成功。他认为喧嚣多年的按需印刷（ＰＯＤ）出版也不成功，因为它满足的只是个别需要，小众阅读。而阅读应该是一个规模广泛的大众活动。
其次，他表示，电子书阅读器也还有一个调整的过程，比如最近Ｓｏｎｙ、Ａｍａｚｏｎ开发出的新型电子书阅读器，比较可期待。以前的电子书阅读器虽然都是模仿纸书的形态和阅读体验，但都需要出版社授权才能下载图书内容，加之价格不菲，所以并没有流行起来。Ａｍａｚｏｎ公司推出的Ｋｉｎｄｌｅ阅读器现在倒有可能会流行开来。

未来是台湾人
到大陆来高级打工

相比台湾出版业这两年每况愈下，市场同样狭小的香港出版业却发展得风生水起，记者就此请苏拾平比较一下两地出版业，他回答说，台湾和香港其实不具有可比性。他认为，香港这两年发展比较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香港的网上购书不发达，人们还是在实体书店买书。二是香港这两年的出版非常注重本土化，香港出版了大量回忆香港、记述香港历史的图书，这些书本来未必是为了赚钱而出版，但却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应。回归之后，香港人需要自我认同，这就产生了一种阅读需求。很多小出版社非常蓬勃地做这些书，这就维持了香港出版市场的繁荣。
记者又请他就台湾和大陆出版合作交流２０周年谈谈体会，他表示，两岸合作交流的未来发展趋势会是台湾书业人到大陆来“高级打工”，他说，现在大陆出版业不缺资金，所以台湾出版人到这边来创业是没有必要的，台湾企业在资金上没有优势。而大陆也不需要和台湾合作企业，但是大陆会需要台湾的经验，这就会重新建构一个合作交流的模式。“高级打工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培训讲课向大陆输出经营上的经验，比如我这次来北京的工作。另一种方式是将来大陆可能会聘一些台湾的资深人士来担任职业经理人。”苏拾平进一步解释。
他展望说，这次台湾的大选无疑会促进两岸出版合作交流朝着更加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整个社会氛围也都将朝更积极交流的方向转化。因此，也有可能会出现大陆资金到台湾去投资出版业的现象。现在大陆的出版集团上市了，有了丰富的资金，那就可以去并购，也就有可能有一天到台湾去收购一个出版社。
联系今年纸张涨价和供应紧张的背景，记者又请苏拾平分析一下大陆图书的定价高低问题，他的评价是，印制成本在大陆书价中的占比过高，大陆的书价不是偏高而是太低。他说，大陆现在的图书定价结构不合理，印制费用普遍占到书价的２２％。而欧美的图书印制成本只占其书价的８％～１０％。图书是知识产权的产物，定价中应该更多地体现知识产权的价值而不是印制成本。在定价本就处于低水平的状况下，书店进货又要求很大的折扣优惠，这就大大压缩了知识产权的创利空间，从而不利于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
那么为什么大陆读者还会觉得书贵呢？苏拾平说，这是因为书价高低是读者的一种相对感受，以前大陆的书太便宜，人们有一个相对感受带来的心理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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