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时间划分
邱：您同意一般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时间划分，是以１９４９年作为界线的吗？
顾：我不太同意这种划分。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从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作为一个起点。从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７８年，算是一个阶段。因为毛泽东的讲话改变了很多中国现代、当代作家的创作方向。这样的影响一直到了１９７８年，才有了变化。
邱：１９４９年以后，一直到１９７８年之间的文学，您认为哪些是值得一提的？
顾彬：我刚才说了，老舍的《正红旗下》、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很好，其他的就不要提了。
邱：那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呢？
顾：没有什么文学价值。
贾平凹的《废都》很糟糕
邱：好吧。那我们来谈谈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之间的中国当代文学。您认为那些小说家值得重视？
顾：我阅读了当代很多中国小说家的作品，我熟悉他们的短篇小说、中篇和长篇小说，但是，我的问题在于我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在不断地变化。比如格非，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很好，像《迷舟》，语言和小说的意识、形式都很好，但是，他不久前出版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我就不很喜欢。在这个长篇小说里面，他写了太多的人物，小说的形式又很没有新意。因为他驾驭那么多人物，反而使得小说不成功，变成了一种历史写实主义的东西。西方当代小说，很多就一两个主人公，没有那么多人物。情节和故事，在欧洲当代小说家那里，是很次要的事情。再比如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故事很不好，很有问题，但是，他要表达的一种人道主义是我欣赏的，我很感动这一点，可是，我就是不喜欢他讲的那个编造的故事。还有一些作家的语言不好，比如张洁、张抗抗等，１９８０年代她们出现的时候，小说的语言就不好，可是，我还不能仅仅从语言上来判断她们的价值高下，因为她们的作品有一种女性的声音在里面。王蒙早期短篇小说很不错，不管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还是《坚硬的稀粥》，都很不错，可是他的一些长篇小说，比如《季节系列》就不那么重要了，语言也没有节制。
邱：你怎么看待贾平凹、莫言的作品？
顾：贾平凹的《废都》很糟糕。莫言早期的小说和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距离太近了。
邱：可是莫言最近的一些作品在结构上和小说的形式上，向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吸取了很多经验，非常好。
顾：但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形式很多都僵死了，没有意义。吸取古代中国小说的营养有很多办法的，也许形式已经僵死了。
邱：残雪呢？
顾：你不觉得她太模仿卡夫卡了吗？
邱：我不觉得，我觉得她有着摆脱卡夫卡的非凡创造力。
顾：一个小说家最好不要让别人看到其他大师对他的影响。这个过程应该是吸收、消化和再创造的过程。
王安忆、苏童还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
邱：那王安忆呢？苏童呢？阿来呢？您怎么看这些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
顾：他们都还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王安忆在讲故事，苏童也满足于讲故事，他的一些小说其实就是剧本一样的故事结构。阿来也是这样，都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
邱：那么，您觉得现在来判断一个好的小说家，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顾：首先就是语言，一个小说家的语言不行，那一切都不行。语言呈现出一个作家最丰富的、复杂的、有创造性的力量。而且，讲故事在２０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小说发展历史上，早就过时了，故事的时代完全过去了，一定要从心理的方向去写人，才是一个现代小说家的作为。
邱：讲到语言，我觉得苏童的语言很好，很多短篇小说的语言纯粹而透亮，我是编辑出身的小说家，我发现李锐的小说语言虽然很干燥，但是废话很少，很难从他的小说里面删掉一些东西。
顾：是吗？那我倒应该再读读他们的东西了。
邱：另外，故事从来都没有在小说里死掉，即使看上去没有在讲故事的小说也在讲一个故事。您说小说不能讲故事，能再说细一些吗？
顾：语言绝对是小说第一重要的，我对小说的内容不感兴趣。小说的故事与小说的语言相比，就显得次要了。因为，你看看，每天，现实的生活、社会都在通过电视、报纸、广播和网络给我们讲述各种离奇的、千奇百怪的故事，你要是给我讲故事，你能讲过这些新闻媒体吗？绝对不可能。因此，小说家讲述的，应该是一个人面对这个充满了离奇和古怪故事的时代的心理感受，而且必须要用一种有创造性的语言来讲述。讲故事，早就过时了！
我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尺度和参照
邱：谈到中国当代小说家，我想起来一句中国的古话，叫做“远香近臭”。就是一旦一个人物一个东西，距离现在的时代远了，就香了起来，就美好了起来。所以，在谈到当代作家，也有这个问题。比如，您那么喜欢萧红，可是在我看来，迟子建的小说早就超过萧红了，与其说我们喜欢萧红，不如说我们是同情她的悲惨命运罢了，她的小说远没有那么好。我还认为贾平凹的小说就不比沈从文的小说差，至少，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就比沈从文的长篇小说好。还有，我看不少当代小说家，刘震云、余华的小说至少比郁达夫的小说好吧。现代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像莫言和残雪这样奇崛的、可以和世界小说当代大师比肩的作家。而我们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评价太高了，对当代作家的评价，过低了。您还在推波助澜，同时媒体也需要这样的新闻。
顾：那要看我用来评价当代小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参照系了。你要问我的文学评价的参照系是什么，我告诉你，既是从古代到现在的中国文学史的判断，也有欧美１００年以来的当代小说的发展，这些，都是我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尺度和参照。我的参照系很宏阔，很大，所以会比较苛刻，不留情面。我主编的１０卷本的《中国文学史》从今年开始陆续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邱：我听说了这套您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已经出版了２卷，它的体例很独特，好像是分文体编选的？
顾：是的，分为诗歌散文卷、长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游记卷和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等等不同的分卷。这是我们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可是，我在研究１９４９年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我的怀疑就越来越多，比如，很多中国学者就告诉我，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不如中国古代文学，最后，他们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学呢？你应该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才是最有研究价值的学问。
邱：那您为什么没有转行去研究中国哲学呢？
顾：我的兴趣首先在文学研究。我还是一个诗人和作家，我写诗歌、写小说，我还是德国一个地区的作家协会的主席。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我写了很多文章，只是没有结集而已。关于中国的古代文学，我写过《中国古典诗歌史》，从《诗经》一直研究到了清朝末年的中国诗歌。我还写了一本《中国散文史》，是从唐朝、宋朝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一直到明、清的中国古代散文，我都做了细致的研究，我读这些中国古代散文家的作品，真的是很喜欢啊，真的是太喜欢了，我简直就是看不够，怎么读都读不够。我还在写《中国戏曲史》，主要是关于元代杂剧和明代一些戏剧、戏曲的研究。这些构成了我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很重要的部分。
邱：我觉得当代德国也没有特别好的小说家。我们中国读者熟悉的，还是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这些“二战”之后就崛起了的作家，作为一个同时是诗人和小说家的文学研究者，您对他们，以及对当代德国小说家怎么看？
顾：君特·格拉斯的德语水平不算很高的，他其实是一个政治家，他敢说，敢于对当代的德国政治进行批判。在这一点上，我很羡慕他，也很尊敬他。但是，他的语言不是很好的，他也在讲故事，他讲的是荒诞的故事。因为现实的政治也很复杂。我认识的另外一些德国作家，他们可能在中国没有名气，但是他们不去搞政治批判，他们知道怎么写现代小说，他们的语言非常精妙，精妙到了你不能删掉一个句子的地步。德国有这样的小说家。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