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３０多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发现自己的评价也在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导致我的内心里出现了一个声音，一个呼救的声音，救救我的声音。这是因为３０多年来，对中国现代，尤其是当代作家研究的怀疑，导致我内心出现了这个呼救声。
■采访人：邱华栋（商报特约记者） □受访人：顾 彬（德国汉学家）
我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邱华栋：你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句话了吗？顾 彬：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我的原话，应该是“卫慧、棉棉这样的‘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因为，她们的作品一度在欧洲卖得特别好，让西方一般的读者以为，这就是能够代表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直到现在我依然要说，她们的作品是垃圾。邱：我在《东方瞭望周刊》上看到你接受采访，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中国诗人在一起可以谈很多文学问题。而与中国当代小说家他们在一起，就是吃饭、喝酒，他们从来不谈文学，我和中国作家无话可说。”你为什么这么说？顾：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一定是记者的误解。如果有人这么以为，我想通过你表示歉意。实际上，我的确是和很多中国当代诗人有话说，交流融洽。但是和小说家交流的少。可中国小说家肯定不光在吃饭、喝酒，他们也在写作，对不对？是记者歪曲了我的意思。我还是和中国作家有话可说的。邱：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中国文学的？顾：说来话长了，最开始，我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我的兴趣是研究唐诗和唐代的传奇等等。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５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了一年，在我的老师的引导下，我才突然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很有意思，知道了鲁迅、茅盾、巴金等等作家，我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欧洲也对当时的中国很有兴趣，很想了解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学，我的研究兴趣就转移到中国现当代作家研究上了。
鲁迅不光属于中国，还属于２０世纪世界文学邱：您对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４９年的中国现代作家，比如对鲁迅等，有何评价？顾：鲁迅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文学以来最伟大的作家，是世界级的大作家，不光属于中国，他还属于２０世纪世界文学。他的思想、文学和文化研究，不光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思想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我觉得他对西方，比如对于德国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作家、思想家，他的一些思想对欧洲文学也可以产生影响和启示的。邱：对其他现代作家，您如何评价？顾：比如茅盾，我很喜欢他早期的一些短篇小说，至于他的长篇小说，是有些问题的。老舍的小说也很好，很朴实的现实主义。当然，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也很好。沈从文的语言很好，巴金的小说语言不是很好，但是，他当时通过《家》《春》《秋》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问题，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现在看来还有意义。张爱玲的作品非常难以翻译成德文，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她的小说中只有一个《倾城之恋》容易翻译成德文。我还很喜欢萧红，我把她的一些作品翻译成了德文。丁玲在去延安之前写的一些小说很有意思，比如《莎菲女士的日记》，很有意思，她通过女人的角度，描绘了那个时代中国女性的处境，很好。不过，我对这些作家的研究和评价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过去我给巴金的作品写了很多的文章，但是，现在，是不是他没有我当初认为的那么重要了？对于中国的现代和当代作家，我的评价一直在变化。这使我自己感到了很大的困惑。
对郭沫若等现代诗人的评价邱：您对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４９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人们如何评价？顾：我在１９８５年翻译出版了德文版的《中国２０世纪诗歌选》，介绍了很多中国２０世纪的诗人给德国读者。一直到今天，到２００８年，这本书还在不断地再版，被电台播音节目朗诵，影响很大。我收录的诗人包括了郭沫若、徐志摩、冯至、冰心、卞之琳、戴望舒、艾青、李瑛、贺敬之、郑愁予、北岛、舒婷、顾城等等。对于这些诗人，几十年来，研究者的评价是有很多的变化和起伏的，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比如对于郭沫若的评价，就有高有低，对冯至的十四行诗，我很喜欢，可是，十四行诗是欧洲的一种诗歌体裁，他写的这些十四行诗，算很好吗？对于卞之琳，我过去的评价是高了还是低了？一度我很拿不准。邱：冯至和卞之琳最近一些年的地位迅速上升了，您的判断很准确，他们的确是重要诗人。顾：那我就感到安慰了。比如冰心，她的一些小诗看上去很简单，可是，她的语言很纯净，很美，是真正的白话诗，鲁迅、胡适的白话诗，都不如冰心的。但是冰心的作品不多，她的文学地位现在似乎在下降。还有郑愁予，他算是台湾诗人还是美国诗人呢？因为他出生于香港，在台湾呆了一些年，长期在美国生活了。我过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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