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李敖的语录《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曾让我在十多年前一口气读完之后仍嫌不够过瘾，李敖有痛快淋漓的文字，柏杨有灵气飞动的文风。那时，鲁迅像神一样被摆在教科书里。
在今天看来，柏杨、李敖的杂文确有鲁迅杂文的遗风，但和鲁迅相比，他们不过是鲁迅下的蛋而已，无论他们承认与否。
不想，逝者已矣。当得知持批判写作立场的柏杨先生去世消息的时候，尤其是在一片读者的追悼颂扬之声中，我依稀感受到这些声音当中隐藏着柏杨所批判的“丑陋的中国人”面孔。借用柏杨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判定，我以为，“丑陋的中国人”有死人崇拜情结，具体表现为人死之后功过不清，甚至有一死遮百丑的可能。弥漫于网络各大论坛的对柏老的悼念，尤其是深受他影响的读者，大多对老先生赞之上天。有人非要把柏杨看成斗士，也有人非要把他看成大师，也有人欣赏他的叛逆经历与刻薄文风，我以为，这些判定恰恰是因为对柏杨的模糊性理解。
鲁迅生前有句话：“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忘，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柏杨生前被攻击也好，被冷落也好，被追捧也好，多少也算遭殃了，死后，各种赞誉纷至沓来。柏杨到底是谁，他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到底真实与否，的确是个问题。从他晚年的生活体验看，他应该不觉得自己遭殃。但是，追捧他的读者恰恰是遭殃的，因为他们缺少准确观察柏杨先生的视角。
我承认柏杨确有可贵之处，如他所坚持并自诩的批判性立场写作。不过，批判性写作也是很值得玩味的。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并不是持批判写作就羽毛干净。宽泛地讲，批判性写作大体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借古讽今，一种是针砭时弊。借古讽今这一路数的批判性写作安全系数很高，因为得罪的是活着的历史，而不是活生生的人。而针砭时弊就不同了，这种批判的矛头直指当下，立竿见影，所以，安全系数很小，有时候甚至要为自己的文字搭上身家性命。文人学者的批判性写作大抵都要涉及到这两种路径，但是，在具体展开的时候，就其战术技巧而言，还是有所侧重的。
从柏杨的人生经历看，他后期的历史批判写作并没有得罪当局，更没有得罪任何人，反而因此备受瞩目，一时洛阳纸贵。从事历史批判写作的人，在洞悉中国人的游戏规则的时候，有两种选择，一是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做不赔本的买卖，继续从事历史批判写作，二是不遵守这样的游戏规则，转而从历史批判中跳出来，直接和现实领域的种种不公做斗争。如果继续这种历史批判写作，其实，批判也就成为历史了。就好比发明手枪，手枪既可以武装警察来维护治安，也可以武装绑匪去烧杀抢掠。所以我觉得，“丑陋的中国人”这种历史中的发现，只是对历史的批判，对当下的读者而言，它可以让中国人自省，也可以让中国人更高明的去丑陋。
李敖就曾在他的《李敖笑傲江湖》的节目中披露柏杨从捧蒋氏父子开始，到坐了冤狱出来，然后又赞美蒋经国，接着搞垂泪碑的经历，还说他写的是“小的坦白，大的遮盖”的回忆录，说他糊里糊涂坐了牢，根本算不上政治犯。说这些的时候，李敖是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李敖还批评柏杨，被国民党关了十几年以后出来写书变得小心谨慎胆小怕事，连远流出版公司图书广告上“借古讽今”的四个字都要执意删去。出狱后的柏杨为什么借古讽今的胆量都没有，这和他的斗士形象一致吗？我以为，从事历史批判的柏杨，在政治风波中已经被冲击得没有现实的反抗胆量，所以他的历史批判中所发现的游戏规则不但没有被其破除，反而越来越懂得遵守，这样的历史批判又有什么价值呢？
柏杨曾在一篇自序中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我打从出生活到今天８６岁，才领悟过来的话。”“一生有好几次惊涛骇浪、死去活来的经验”的柏杨虽然有近十年的牢狱之灾，却也因此补足了他的学养缺陷，使他可以得以从事平民视角的史学写作。而且，牢狱之后的柏杨在台湾很快一旦云开复见天，他不但著述上有了新的学养资本，就是去混，也有了前辈斗士的光环。他的好友南方朔曾说：“许多那个年代反抗传统、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被迫害者都消失在历史中，没有人记住他们，但柏杨活了下来且生活得不错……柏杨已经是过去年代的文化图腾、记忆的标杆，在一段时期大家都要到他那里拜码头。”
行文至此，结论也就出来了，所谓的历史批判写作其实是中性文字。当在现实中结束批判声音的时候，无论是刚刚去世的柏杨还是活在当下的我们，以前的文字只能是批判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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