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谢迪南（商报记者） ■受访人：逄 飞（一耽学堂总干事） ２０００年岁末，逄飞自己一个人开始晨读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七年半后会影响如此多的人。当时只是觉得晨读是生活养成的开端或一种方便形式；是振作精神、培养朝气正气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学习和体认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简捷途径。 商报：晨读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推广的？逄飞：２００１年，晨读项目最先由一耽学堂在北京大学开始推动，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普遍认同、普遍参与的项目，已经具有“社会性项目”特点。参与人员的范围、广度，是有目共睹的。除了高校的青年，还有社区，形式很多，有方方面面的共鸣和响应。晨读是一个原生性的、基础性的、长期性的文化建设的基层形式。“文化＋公益＋青年”这样的定位，“做事第一”的精神和风格，走到今天七年半，感觉天蒙蒙亮了，因为它成为了全社会普遍认可、参与的一件事情了。商报：我们了解到晨读最先是从你个人开始的，然后再到北京大学，辐射到现在全国的１６７所高校，那么你当时自己决定晨读的原因是什么呢？逄飞：在世纪之交时，人们普遍面临现代化的困境与文明的危机，大家基本的心态是有些灰暗，包括我自己。因此在２０００年岁末，我想找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于是想到了晨读，并且选择了古文。我认为母语一定要“读”。因为声音跟生命有一种共鸣，只有通过声音，文字与生命才能融为一体。声音是文字最原始的含义。当我们读一个字或词时，所发出的它的声音，经由肺部的振动所引起的腔体（包括胸腔、器官及至整个的身体）的共鸣，以及共鸣中所产生的“身体感受烙印”（包括感受的模式与程序等），和这一个瞬间的“身体感受烙印”与日常心理经验和记忆所“契合和激动的方式”，就是这一个字或词的最原始含义。而清晨是“身”“心”契合的第一时间。所以晨读能使语文成为身体的方式和生命中基础的部分，也能锻炼人的毅力。后来北京大学的几个学堂义工觉得晨读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并且参与了进来，然后再向全国推广。商报：为什么要推广晨读？逄飞：学堂有四个原则“血汗优先，做事第一，向人学习，少说空话”。“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通过晨读这种形式是否有利于推进我们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的文化信心的凝聚，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但我们考虑的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用一些必要的尺度、张力来实施，推广晨读就是基于这样的心态。商报：你们是怎么发动高校和高校学生参与到晨读当中来的呢？逄飞：首先我们采取校内普遍的联合的方法，发动一切有认同的大学生个人、学生社团、系院校团委、退休的和在职的教职工等；其次运用实际的互动的宣传方式，一切简单和适合校园的形式与方法，一切有利于晨读推广的面对面和现场感召的形式与方法；最后采用内部的团结的有序的机制，学堂晨读工作部和各校晨读主要义工负责，小组内平等交流，以协同的、有效的行动为一切商讨的落脚点。商报：这么多的高校，你们是怎么联络组织的呢？逄飞：是用“一线”的办法，这个“线”就是电话线，对大学生朋友、义工、各校团委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宣传。尤其是和学生义工联系比较麻烦，只能选择在中午、晚上或者晚自习后，利用他们在寝室活动的空当打电话，因此我们经常是等学生睡觉后才能回家。 商报：在推广晨读的过程中，让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逄飞：我觉得应该是早起。全国很多高校都有晨读的学生团体，开始报名的人也比较多，但到最后参加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也做过调查，其中华南农业大学做过一个关于晨读的阅读调查，尽管６０．５８％的学生认为“国学热”是好事，复兴国学是符合社会、国情发展的需要，并且有５７．１４％的学生认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非常有必要，８８．５７％的同学认为倡导传统文化和发扬国学可以提高个人修养，有利于个人发展，但５６．８４％的人都没有早起的习惯， ５５．９３％的学生不愿意早起。商报：我看了这两年高校参加晨读活动的情况，发现去年还只是６０多家高校，今年短短几个月一跃到１６７所，原因是什么呢？逄飞：今年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是一个转折，文化的态势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从你走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２０００年，我坐在公车上，观察着每个路人的表情，感受到的是一种灰暗和混沌的状态，但现在我们走在路上看看大家的表情，能感受到一种活力在涌动。这与社会心理原点的逐步共振与开放性创造密不可分，同时，公共思想与行动的决心和勇气也在增加，我们的努力作为社会性项目被广泛认同和实践也是原因之一。 晨读有助于我们回归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也能帮助我们树立一种生活态度、生活观。商报：晨读的意义在哪里？逄飞：我们的晨读倡议书里有一[1]
□采访人：谢迪南（商报记者） ■受访人：逄 飞（一耽学堂总干事）
２０００年岁末，逄飞自己一个人开始晨读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七年半后会影响如此多的人。当时只是觉得晨读是生活养成的开端或一种方便形式；是振作精神、培养朝气正气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学习和体认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简捷途径。
商报：晨读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推广的？逄飞：２００１年，晨读项目最先由一耽学堂在北京大学开始推动，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普遍认同、普遍参与的项目，已经具有“社会性项目”特点。参与人员的范围、广度，是有目共睹的。除了高校的青年，还有社区，形式很多，有方方面面的共鸣和响应。晨读是一个原生性的、基础性的、长期性的文化建设的基层形式。“文化＋公益＋青年”这样的定位，“做事第一”的精神和风格，走到今天七年半，感觉天蒙蒙亮了，因为它成为了全社会普遍认可、参与的一件事情了。商报：我们了解到晨读最先是从你个人开始的，然后再到北京大学，辐射到现在全国的１６７所高校，那么你当时自己决定晨读的原因是什么呢？逄飞：在世纪之交时，人们普遍面临现代化的困境与文明的危机，大家基本的心态是有些灰暗，包括我自己。因此在２０００年岁末，我想找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于是想到了晨读，并且选择了古文。我认为母语一定要“读”。因为声音跟生命有一种共鸣，只有通过声音，文字与生命才能融为一体。声音是文字最原始的含义。当我们读一个字或词时，所发出的它的声音，经由肺部的振动所引起的腔体（包括胸腔、器官及至整个的身体）的共鸣，以及共鸣中所产生的“身体感受烙印”（包括感受的模式与程序等），和这一个瞬间的“身体感受烙印”与日常心理经验和记忆所“契合和激动的方式”，就是这一个字或词的最原始含义。而清晨是“身”“心”契合的第一时间。所以晨读能使语文成为身体的方式和生命中基础的部分，也能锻炼人的毅力。后来北京大学的几个学堂义工觉得晨读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并且参与了进来，然后再向全国推广。商报：为什么要推广晨读？逄飞：学堂有四个原则“血汗优先，做事第一，向人学习，少说空话”。“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通过晨读这种形式是否有利于推进我们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的文化信心的凝聚，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但我们考虑的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用一些必要的尺度、张力来实施，推广晨读就是基于这样的心态。商报：你们是怎么发动高校和高校学生参与到晨读当中来的呢？逄飞：首先我们采取校内普遍的联合的方法，发动一切有认同的大学生个人、学生社团、系院校团委、退休的和在职的教职工等；其次运用实际的互动的宣传方式，一切简单和适合校园的形式与方法，一切有利于晨读推广的面对面和现场感召的形式与方法；最后采用内部的团结的有序的机制，学堂晨读工作部和各校晨读主要义工负责，小组内平等交流，以协同的、有效的行动为一切商讨的落脚点。商报：这么多的高校，你们是怎么联络组织的呢？逄飞：是用“一线”的办法，这个“线”就是电话线，对大学生朋友、义工、各校团委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宣传。尤其是和学生义工联系比较麻烦，只能选择在中午、晚上或者晚自习后，利用他们在寝室活动的空当打电话，因此我们经常是等学生睡觉后才能回家。 商报：在推广晨读的过程中，让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逄飞：我觉得应该是早起。全国很多高校都有晨读的学生团体，开始报名的人也比较多，但到最后参加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也做过调查，其中华南农业大学做过一个关于晨读的阅读调查，尽管６０．５８％的学生认为“国学热”是好事，复兴国学是符合社会、国情发展的需要，并且有５７．１４％的学生认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非常有必要，８８．５７％的同学认为倡导传统文化和发扬国学可以提高个人修养，有利于个人发展，但５６．８４％的人都没有早起的习惯， ５５．９３％的学生不愿意早起。商报：我看了这两年高校参加晨读活动的情况，发现去年还只是６０多家高校，今年短短几个月一跃到１６７所，原因是什么呢？逄飞：今年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是一个转折，文化的态势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从你走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２０００年，我坐在公车上，观察着每个路人的表情，感受到的是一种灰暗和混沌的状态，但现在我们走在路上看看大家的表情，能感受到一种活力在涌动。这与社会心理原点的逐步共振与开放性创造密不可分，同时，公共思想与行动的决心和勇气也在增加，我们的努力作为社会性项目被广泛认同和实践也是原因之一。
晨读有助于我们回归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也能帮助我们树立一种生活态度、生活观。商报：晨读的意义在哪里？逄飞：我们的晨读倡议书里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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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饮食等为代表的韩国大众文化首先在亚洲地区形成汹涌的“韩流”，继而吹袭全球，至今不息。但目前我们看到的多是俊男靓女、华衣美服，其实韩国是一个悲情的国家，战后的历史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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