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毅（浙江）

继６月１３日宣布关闭３６家二十一世纪连锁书店之后，７月３日贝塔斯曼中国总部宣布终止其中国书友会，这意味着贝塔斯曼在华的全部图书业务宣告结束。消息一出，业界一片愕然。业界对该事件如此关注，不止于事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下中国书业的艰难境况。
近几年来，无论是出版者还是发行人，无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外资，都切身感受到了日渐逼近的压力。“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作为跨国传媒大集团，贝塔斯曼退出的原因为何，又意味着什么呢？大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出版的品种过多、供过于求而导致买方市场的形成；有人认为是发行环节的混乱而造成信用缺失、销售不畅；还有人认为是产业的体制瓶颈束缚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凡此种种，似乎都有道理。
带着同样的思考，笔者想起曾经读到的一篇文章，这篇名为《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的论文由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与罗伯特·默顿于１９４８年联合发表。文章中，两位学者敏锐地发现当时的美国大众传媒竟然引发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准的下降，并对此深切忧虑。文章甫一发表便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因为在此之前，大众媒介因其传播信息、普及知识、传承文化、启发民智的社会功能而普遍被视为一种促进文化进步的力量，而它又怎么反而成为引发文化衰退的重要原因呢？看似矛盾的推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即商业力量对现代传媒的控制。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以及巨大的竞争压力，往往导致传媒业者一味地迎合市场需求，不得不把社会责任放在一边甚至弃之不顾，可以说是商业与传媒的合流迫使传媒的社会文化作用发生了反向转折。
受这篇文章的启发，笔者不禁思考：对于同属大众传媒的出版业，在市场化的产业转型之中是否也面临与美国传媒业类似的问题，会不会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进一步，在一个明确的前提下，笔者做了个大胆的假设——前提是文化是出版业发展的根本；假设是，倘若因为包括出版自身在内的种种原因导致社会整体文化水准下降的话，那出版业的发展又怎么可能健康而持续？
过分的商业化，难以避免社会整体文化水准下降的倾向，以文化为根基的出版业亦终将为此蒙受损失。１９９０年代，日本出版业就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衰退，这既有宏观层面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更是日本出版业过分商业化的恶果。打着满足读者需求的旗号，日本业界不断努力迎合大众的口味，把图书低俗化，以致阅读仅仅成了对某种需求的满足，而不再是对文化的追求、对美的体验，阅读的魅力也由此逐渐褪失。当低俗化到不能再低俗时，市场就开始萎缩，最后大家都看不见文化、不尊重文化。皮之不存，出版产业的发展又从何谈起呢？
在贝塔斯曼退出的时候，一再地分析贝塔斯曼在中国书业的光荣与失败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作为一次全行业反思的契机，是不是有必要循着两位学者的逻辑去分析当前的中国出版，是不是应该借鉴日本的教训、追本溯源地去探究一下出版发展的文化根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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