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谢迪南（商报记者）
受访人：邓一光
“我是谁？”“认识你自己。”这都是哲学上颠扑不破的命题。曾以《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等军旅文学作品享誉文坛的邓一光，在《我是我的神》（北京出版社）这本书名有点莫明其妙的书中，力图寻找的是，人对于自己精神的体认。两卷本、８０万字的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自今年年初出版以来，引起了广泛关注。这部厚重、充满英雄之气的现实题材小说，评论界认为“这是近些年来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是一部对这个时代的精神疑难做出有力回应的作品”。或许是这部作品厚重性，这部小说也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扶持。
《我是我的神》讲述巨大历史变革下两代人的命运，以及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和追寻。父亲乌力图古拉，有过自解放战争以来，至改革新时期的各种磨砺，有过显赫的军阶职位与“文革”被打倒撤职的经历，有少数民族血性张扬的性格，同时也有侠骨柔情、儿女情长。无论是作为一个追寻理想的奋斗者，还是作为一家之长，经历儿女们坎坷艰辛的人生遭遇，革命者的名义与世俗的理想，成为乌力图古拉人生的精神支撑。两个儿子乌力天赫与乌力天扬，一个在传奇中隐姓埋名，一个在世俗中起落沉浮，他们对人类苦难的终极追问、对虚伪的决不妥协，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人类面临的精神困境。邓一光说，创作这部作品的冲动，来自对一些人类自身终极问题的思考。“许多假象都让人无法看清自己，谁也无法摆脱个体灵魂在时代中注定的言语符号化。‘我究竟是谁？’主人公天赫和天扬身上承载着太多的疑问，所有的疑问都让我困惑，都是我想要解决的，写作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们构成我写作中的兴奋点。”“那些在庸常人生中挣扎的生命都是我作品的原型，我希望他们身上体现一种‘神性’，即便他们身处苦难与煎熬，仍然能够仰望光明。”邓一光说，自己创作这部作品，“不在于回忆，而是进入，进入那个我们曾经经历过却没有留意记录的年代，进入那个年代中曾经年轻过、希望过、挣扎过，甚至堕落过，却始终不肯放弃救赎和自我救赎的人们的精神求索和心灵的重建之地。”
“５·１２”大地震发生后，邓一光将《我是我的神》的稿酬全部捐给灾区，并表示“今后此书若还有稿酬则由出版社代为捐献”，此外，他还亲临地震重灾区甘肃文县，捐款捐物共计２４万余元。 我们看惯了邓一光作品中的硬汉形象，面对他的这种大爱行为，我记起他的一句话：“刚性只是一种男性的外显特征，在《我是我的神》中，我表达得更为充分的不是刚性而是柔情。”让我明白了，作品和作者的人格是可以完美统一的。
写作这种事情，不是产生于明白、满足与接受，恰恰相反，它产生于怀疑和不愿妥协
中国图书商报（以下简称“商报”）：邓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是我的神》的写作初衷？
邓一光（以下简称“邓”）：一直想写这么一个东西，关于父与子的，关于寻找自己的，然后写了。几乎所有人都在现实世界里走失掉了，以为没走失的可能迷失得更厉害，迷失到顽固。可能那也是一个世界，一个有希望的世界，或者更为绝望的世界。
商报：这部作品，您写了６年，这期间两次动笔又放下，中途写不下去，乱了方寸，您不能接受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怀疑作品的结构方式。您究竟不能接受什么，又怀疑什么？这中间您经历过什么样的挣扎？又是怎么样说服自己的呢？
邓：没写６年。２００４年动笔，开了一个头，没写下去，几个月后再写，又没写下去。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０６年基本在写它，２００７年断断续续修改了几个月，２００８年出版。写作这种事情，不是产生于明白、满足与接受，恰恰相反，它产生于怀疑和不愿妥协。你在怀疑，而且说服不了自己，于是只能一直往前走，直到抵达为止。也许这个抵达是穿越，也许不是，是绝境。
商报：在后来第三次动笔，用了１４个月时间来完成作品，在这个写作过程中，您又经历了怎么样的心路历程呢？给我们详细说说写作背后的故事。
邓：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它们和创作一起构成了我在差不多两年时间里非常复杂的心路历程和身路历程。我不愿意回忆那些事情，也许过一段时间会回过头去想一想。
商报：您曾经说过：“我是孤立无援的，甚至是与前人经验对抗的。没有什么可以援引或援助，这是我有别于他者的一次冥想。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的作品完成了一次独立行走，在它之后，路上不会再出现另外的脚印——同行者或他自己返回的脚印。”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邓：阅读现象无论产生于白天还是黑夜，阅读感受无论是愉悦的还是绝望的，阅读者至少有路可依，可以寻径而行。写作者是没有路的，有意义的写作尤其如此，它是无路时的一次起动。从很大程度上讲，说一个人是一个世界，是因为这个人有他不同于他人的经验和想象力，这种经验和想象不但不能从任何其他的种属那里找到，也不能从任何其他的同类生命体那里找到。
表达一种更为伟大的人性力量
商报：书里面塑造了一群真正的男人形象，乌力图古拉和儿子乌力天赫、乌力天扬等，人性的一些弱点，他们都有，但是他们本性中的善良与不屈服的意志更加让人敬畏，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生活中更缺少这种刚性，您当时塑造这些主人公时，是怎么想的呢？
邓：几年前我在华盛顿看到一座纪念碑，纪念碑不大，是美国妇女修建的，它的主体是一个伸展出双臂的男子，碑铭上写着：“献给泰坦尼克号失事时遇难的男性，他们将生命献给了获救的妇女和儿童。”后来有人告诉我一个数字，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５日发生的那场灾难中，４７％的女性幸存下来，８０％的男性遇难。你可以想象这个数字是怎么产生的。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文明社会的秩序规定或者习惯使然，肯定有更为伟大的人性力量，我甚至认为那种力量是一种柔情。刚性只是一种男性的外显特征，在《我是我的神》中，我表达得更为充分的不是刚性而是柔情。
商报：如果说作品中的那些男主人公让我看到了生命的顽强的话，那么那些女性的命运则让我落泪，从萨努娅到简家姐妹，我想知道，您在处理这些女性命运的时候，又是怎么想的呢？
邓：评论家说我笔下的女性都是美丽善良的，他们为什么没有看到更为决绝的女性的抗争和不妥协？某一种或若干种秩序中的游刃有余不能证明一个生命的强大有力，有时候它恰恰证明着那个秩序的强大有力，而生命不过是因为附庸了强大的秩序而看起来强大。萨努娅拒绝认同１９７６年以后的历史，她用遗忘的方式选择“她”的历史记忆。简雨槐看似逆来顺受，可她却用疯掉的方式保护住了“她”的阳光舞蹈和“她”对自己的忠诚。简雨蝉是一个让一切男人在她面前失语的女人，他们怎么称呼她？狐狸，人类用最复杂眼光看待的动物。这些异质性的生命恰如人类希望天空中划过的流星，它们不是靠“在”那儿表示它们的存在，而是靠撕裂天空表现它们的“活”。
商报：现在战争题材大多只在影视剧里火，其实文学作品的影响力远不如过去了，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呢？
邓：你所说的“影响力”，指的是暴力形象表现出的暴力行为的受众指数，而且往往是肤浅的形象的反人类的行为，与战争无关，不过是一些假借战争形态为商业利润谋略的商业游戏。迄今为止，人类对战争真正有意义的思考和追问，亦即影响力，在战争之外，仍然由以文学为主的传统文化载体提供着最可靠的认知平台。恐怕不是现在，而且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由影视这种视觉艺术来替代。 [1] [2]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