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渴望书写中国当代史

○采访人：木  叶
■受访人：严歌苓

舞蹈底蕴。军旅经历。异域行止。编剧磨练。她，很及物，讲究节奏。
严父是作家，前夫及其父亦以文名。而今郎君，美国外交官。弱女子写起小说，不时跨越时代，关乎政治或战争。
体量大，产量亦大。用心处，却如酿酒，《小姨多鹤》与《第九个寡妇》均酝酿了二十年。文字精准，人性苍凉。
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金陵十三钗》成为张艺谋在奥运会之后准备拍摄的现代战争片之一。她为陈凯歌写了七稿《梅兰芳》的剧本，《一个女人的史诗》也要拍成电视剧，但这位用笔尖起舞的作家和编剧，却只喜欢安静地写愿意写的小说。

生活经历比读书还有用

○你的很多作品好像都和军事、战争有关。如《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短篇里也有，最典型的是《金陵十三钗》，名字是金陵十三钗，写的却是鬼子入侵、国破家亡的事，把那样的女人推到前沿去，够狠的。
■我一直想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写自己最渴望写的东西。这样写起来非常幸福，像《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这两部作品都是，后面还有好几部大作品。我觉得从技术上的准备、阅历上的准备，人的成熟程度，都好像是时候了。
○你现在离我们比较远，想向读者介绍你的哪几部作品呢？
■我有三个阶段，出国之前我有三部长篇，其中有一部我非常喜欢，叫《雌性的草地》；出国以后也有一些代表作，比如说《扶桑》和《人寰》，比如说《少女小渔》和《天浴》，这都是拍了电影也都得了大奖的，这是第二个阶段，主要写移民的，华人在海外的生活。
我离开美国到非洲生活了两年。那时我跟中国和美国都离得很远，而且我有大量的时间，没有电影创造的干扰，也没有中国和美国文学市场的干扰，我就想，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吧。应该写这一辈子最有热望要写的东西，那就像《第九个寡妇》这样的书。我并不知道它可以发表，因为它从政治上面来说是很尖锐的。我就对自己说，你在非洲，你可以不去想那些，因为你离得很远，只要写得痛快就行，你考虑不了这本书会不会发表、出版。
○我觉得《第九个寡妇》有一点儿快乐和幽默，也许会抵消它的尖锐性。
■现在因为年纪大了，成熟了，很多事情我已经不像在美国的那个阶段，非常非常沉重地来写。人到成熟，很多事情可以打趣着写。比如一些人逗嘴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你光听，听不出什么，其实他们在拐弯抹角地骂人。骂人也好，逗乐也好，都是挺有意思的。
○其实像你这个年龄有这种家传的作家不是特别多。比如说王安忆可以说是，贾平凹、莫言、阎连科、余华，都没有。
■但我很羡慕他们有生活，所谓生活是指不在一个书斋里长大。在我看，生活经历比读书还要有用。什么时候一个人停止对生活感兴趣，他的写作生涯也就快结束了。
○很多人研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作家的时候，发现一个特例，就是张爱玲。那么多中国作家大都是穷出身，好像只有张爱玲可以说是真正“贵族”血统。兵荒马乱，还能够入木三分地写浮华。所以我就在想家世的影响，就说你吧，你的很多小说讲农村讲“文革”，但没有真正讲出生地上海如何如何。
■我也想写上海，但是最最想写的就是……呃，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中国这五十年、六十年得有个说法，有个交待。事情都没有讲透，这些故事总得有人写吧。
    我总得要追问下去的。我亲历的事情很有限，十二岁就当兵了，一些事情不是很清楚。那些时代道听途说得来的东西对我刺激非常大，刺激我思考，也刺激我的想象力。不知道别的作家怎么想，至少我自己对这段历史有这样一种渴望，去书写它。

“她是装在口袋里面论斤两被买来的”

○你的新作是《小姨多鹤》，能否谈一谈。
■小姨多鹤是一个谜，围绕着她，每个人展现了自己的人性，人性在变异，性格在变异，时代也在变异。小姨多鹤实际上是一个大谎言，她不是小姨。对很多人来讲，她是一个看不清面目的人，而且她是中日战争留下来的一个残局，是两国人民的创伤。
○她是三个孩子真正的母亲。她的生活一直在被人看、被人议论。
■在小说中，主要是以中国人的视角看小姨多鹤，以多鹤的主观视角叙事的部分非常少，因为她是日本人，我不太有把握以她的主观视角观察和叙事。但孩子和亲生母亲之间，往往心领神会的时候较多。我去搜集资料，找到的那几个日本老太太，就是当年到中国人家当媳妇的，现在还说不好中国话。
○这个故事有原型的，你可能看了很多史料，并去日本或中国原来的满洲地带考察了。
■我是二十多年前听一个朋友说的。说他们班有两个同学特别奇怪，是一对双胞胎，穿得挺破，补丁落补丁，但是洗得特别干净，烫得很平，长得脸特白，眉毛、眼睛特黑，不大跟大家来往。后来就有人发现他们家有一个女的，也不是他妈，身份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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