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何以为人，人从何而来，从神话时代起，就是人类为之殚尽心力的“大哉问”。而今在科学日益细密精深的分工体系中，以回答这两个根本问题为任的古人类学也堪称所涉领域最为复杂、所用方法最为多样的学科之一。虽面对漫长曲折而又往往晦暗难明的人类“大历史”，“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的浩叹，仍不免在今日以古人类学为志业的学人耳畔回响，经过了百余年的智识积累，现时我们对于数百万年间人类源流的来龙去脉，毕竟有了知其大体观其崖略的把握。只是，如何对前贤的学术遗产能有一较为清晰全面的了解，未接受过古人类学专门训练的我们还需要一份路线图的指点。今日中国古人类研究名宿，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先生的学术普及新著《探秘远古人类》，便是这样一部脉络清楚、论述明快的指南之作。

　　吴新智先生这部新著，虽采取普及读物笔法，但行文谨严考究。稍作翻阅，即不难发现：用词虽平易，而阐说学理务求精准；内容虽浅近，而缕叙要义堪称翔实。古人类学向以术语繁多专名迭出闻名，在此书中，这些令普通读者往往望而生畏的概念，都得到了精准而晓畅的解释。而且，全书寓学于史，在其笔下，人类演化史与古人类学的学科流变史交织为一体，发现的历史也是一部思想的历史，这就使得读者了解到古人类学基本常识的同时，对知识得以形成传播的多重情境也有所体认。个人认为，这种“历史感”的传达，让读者得以把握古人类学探究视域的纵深，对于了解人类起源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来说尤为关键。此外，作者缕述古人类学史采取了夹叙夹议的方式，对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持之有故的个人见解，让读者藉此得窥古人类学的研究风格，让看似枯燥凝重的古人类学多了几分足资细品的生动趣味，这也是本书特色之一。

　　《探秘远古人类》全书除引言外，正文共分七章，另有一篇附录。七章正文中，除最后一章乃是吴新智先生小结自己学思历程的回忆文字外，其余六章都围绕着古人类学学科构成的一个基本面向展开论述，结构之组织颇值得称道。第一章介绍古人类学的思想前提——达尔文进化论。毕竟，如果没有进化论的启示，则人类演化史实乃无法想象之事。第二章梳理百余年来若干重要古人类化石的发现经过。一方面，化石乃是古人类学一切思考论辩最为根本的材料基础，或可称为“物质前提”；另一方面，该章所叙也为下一章提供了必要的学科史铺垫。第三章系统介绍人类进化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前一章叙述视角的转换，从发现之“物”的视角转换至发现之“事”的视角，进而展开人类演化史的斑斓长卷，对其笔墨精彩之处逐一析评。这一章介绍了古人类学知识最为重要的内容，实乃全书的关键。第四章探讨人类进化的发展趋势。与前一章相较，眼光自过去转而投向未来，视野也自种属的宏观层次转向个体的微观层次，但所交代的，其实也是古人类学所关切的一些基本问题。第五章与第六章构成了全书论述的一个高潮，一方面因为在这两章中作者介绍了他与美澳学者共同提出的古人类学总体性理论框架——“多地区进化假说”，而这一框架与今日生命科学界讨论现代人类起源的主流学说多有针锋相对之处；另一方面也因为“现代人从何而来”恐怕是古人类学中最为大众所瞩目的一个问题。第五、第六两章的论述直可说如小说般富于“情节性”，由一系列争议与辩论连缀而成，其间的转折起伏颇见精彩，而古人类学思考与探究的引人入胜之处，也在这两章中得到充分展示。

　　古人类学探究人类起源问题有百余年，学界普遍接受的人类起源地，自亚洲转向非洲。若概括促成这一转向的因素，很重要的一点是，自利基夫妇1950年代扎根东非矢志探掘以来，非洲出土之人类化石年代之久远、数量之丰富、保存之完整，都非亚洲可比。毕竟对于古人类学来说，发现化石才是硬道理。理论要随着发现而与时俱进，分类要随着发现而不断调整。亚洲自20世纪上半叶先后为古人类学贡献了爪哇与周口店两大人类遗址宝库后，虽然零星发现层出不穷，但缺乏足以更新人类演化知识谱系的标志性发现。现时我们所了解的人类演化史，实际是以非洲的发现为参考系写就的，故而人类两次走出非洲的假说，至今尚属古人类学的主流意见。至于亚洲20世纪下半叶的情况，中国仍可为代表。作者在书的第三章对迄今中国出土之人类化石都有描述，然而，除了周口店（包括山顶洞）外，其他地点发掘的材料中较完整头骨即已极为少见，更不必说如非洲“露西”一般近半完整的全身骨骼了。这其中当然有埋藏情况、发掘条件等多种因素的限制（甚或还有机缘的成分），但面对相对有限的材料，进一步研究则需要更精细的努力、更谨慎的分析。

　　不过，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化石发现的现状，也为学者们从另外的角度思考人类起源与演化的总体图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思考的代表性成果，就是作者在书的第五六两章反复申说的“多地区进化假说”，这也是作者一生探索的结晶。东亚地区在关涉现代人——今日人类的直接祖先——起源的化石材料方面，于零散中体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既有混杂交融的特点，又存在孤立特异的典型。正是从材料难于简单归类明位考定源流的“杂”与“乱”中，吴新智、沃尔波夫及桑恩发现了值得注意的“地区特性”，这特性正足以说明东亚现代人的源流中可以发现进化连续性的脉络，当地古老人类的影响持续至今。换言之，不能说东亚现代人的祖宗只来自非洲大陆。这一假说立足于东亚材料，而终于推广至对全世界人类演化格局的普遍刻画，即“多地区多模式进化”。

　　“多地区进化假说”于1984年问世，其后3年，一组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对于现代人起源问题提出了革命性的见解，即“夏娃假说”——今日亚洲欧洲所有古老型人类在13万年前为来自非洲的人类（一位非洲人类初祖“夏娃”的后代）“完全取代”。这些学者并未借重任何化石材料，专恃取样于现生人群的基因分析为研究之利器，但其结果却震惊古人类学界，引无数埋首化石间的学者竞折腰。相比之下，“多地区进化假说”虽则也提及基因问题，但只是基于推测认为不同地区人群间存在基因交流，尚不能从化石中找到可证明基因交流的形态学证据，一时在古人类学界处于下风，似乎已为时代潮流所抛弃。直到近年，分子生物学一翼的基因分析学者开始反思自己研究工作的可能限度，而化石基因组学也逐渐成为现实，“夏娃假说”才逐渐降温。新的研究成果不断表明，欧亚大陆多区域都有已绝灭的古老型人种与相对晚近的现代人祖先存在密切基因交流的情况，一幅参差多态的图景正在古人类学者面前展开。

　　时至今日，古人类学研究已很难完全无视基因分析的重要性，古DNA研究在探究人类起源诸多重大问题中均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基于传统解剖学与形态学的化石研究，也自有其不可偏废的价值。尤其是面对零散破碎的化石材料，传统的分析方法如同一门精雕细作的手艺，有时反而更能探幽阐微。作者近年基于对大荔人化石的持续研究，初步证明大荔人比北京人更有可能是现代中国人的主要祖先，便是基于传统方法完成的出色工作。要想对古人类学有全面而清楚的了解，就需要对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关联有所认识。多数媒体对于人类起源方面研究的报道，在展现研究所依据方法的内在脉络往往力有不逮，《探秘远古人类》一书的一大贡献，即在于填补了这一缺憾，对于古人类学“方法之争”的来龙去脉，说明要言不烦，透彻而扎实。

　　这册《探秘远古人类》，虽非鸿篇巨制，但已经可以让人一窥古人类学思考与探究的世界有几多奥秘。一部古人类学史，如果“观其大略”，则可以概括为人类起源探究史。而这部探究史，固然是一部成果积累的历史，也是一部方法变迁的历史。二者互为经纬，交错推进，曲折回环。总体说来，这并非一部线性的进步史，毋宁说不同认识传统产物的“并置”“镶嵌”与“对话”才是其真正面目。成果固然多有出新破旧，但已遭否弃的有时也会重新登场；方法固然充满争鸣，但从长时段来看则争鸣往往是互补的前奏。随着探秘事业的不断推进，人类起源的长河逐渐亮起一盏盏航标，而笼罩于长河上空的迷雾，也一点点退散开来。读罢《探秘远古人类》，我们希望可以如此祝愿作者以及一切为人类起源研究竭智尽力的学者：“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