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用百年前的旅行追寻东西方文明的交错

郑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 2017-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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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果我这本书能提醒国人绕过精心妆扮的“外壳”,从“内核”的返照中找回自我意识,那么这本小书的作用就超出写者的希冀了。

关键词 旅行 文明 碰撞

《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边芹著/东方出版社2017年3月版/39.00元


边 芹

  作家、翻译家、电影批评人。曾旅居法国多年,在《文汇报》文艺副刊《笔会》辟有专栏“左岸碎语”,任《新民周刊》专栏作者。


  如果我这本书能提醒国人绕过精心妆扮的“外壳”,从“内核”的返照中找回自我意识,那么这本小书的作用就超出写者的希冀了。


  ■受访人:边芹(作家、翻译家) □采访人:郑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夏末秋初的一个傍晚,天气依旧湿热。边芹来到巴黎北站,她跑到敦刻尔克街的正门打量车站外形,19世纪中叶“新古典主义”盛行时的作品,即使饱经风霜,也依旧透露出那个时代的雄心和霸气。边芹忽然想到,也差不多是这样湿热的夏天,清末重臣李鸿章也曾经从这个车站的正门走过,不知那个时刻,他是什么样的心情。1896年7月,作为大清国的特使,李鸿章访问巴黎。抵达的第一站,就是这座1864年才扩建完成的火车站。那时候的法国,正处于欧洲工业化步伐加快的时代,武力强大到几乎劫掠了整个非洲甚至大半个亚洲,也可以把军舰开到中国的内河。正是因为搜刮了无数令世人惊叹的财富,造就了巴黎奢侈、繁华的“美好时代”。而李鸿章,作为受害者国度的代表,承载着古老文明的各种符号,从车站走出来的时候,他怕没有新鲜鸡蛋吃而随身携带的鸡笼,引发了当时媒体的强烈关注。

  边芹试图重现李鸿章当年的巴黎之行,循着他的脚步前行。她非常认真地查找法国当年留下的档案资料、当时报刊的记录,书中所有的日期、地点、人物、事件皆有出处。100多年过去了,李鸿章下榻的大饭店依然还在,李鸿章登上的埃菲尔铁塔依然挺立,还有雨果广场、拉法耶特大街,当年很多李鸿章看到的巴黎景色竟然依然如故。最令边芹惊讶的,是100多年后的今天,法国媒体报道中国时的口气也依然如故,“100年了,不掏钱就如粪土,打人的拳头只在银子面前张开柔软的掌心。”边芹说,这间隔100多年的两次旅行,无论怎么互相“修补”,都留下了分离的印记,一如从那时一直贯穿至今的中西对视的“沟壑”,似乎是永远填补不了的。


  □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关注李鸿章的?您对李鸿章是怎样评价的?历史曾经对他的评价是负面的,但是当今时代,也有人说他是“背锅侠”,您怎么看?

  ■我20多年前第一次涉足法国,便发现我们看西方与西方看我们的路径截然不同,不光我们想象中的西方不存在,连西方怎么看我们也与我们以为的相去甚远。比如我们以为他们不了解我们以致偏见,其实他们的顶层精英非常了解我们,是平民百姓不了解我们,甚至被精英们有意误导着误解我们。这一发现具有巨大的冲击力,迫使我想探究其渊源。这应该是写这本书原初的动力。探寻下来,目光就落到19世纪末李鸿章对西方做的官式访问,这是至那时为止最隆重也最正式、的的确确在被造访国掀起舆论热潮的一次西游。从这个中西对峙的桥梁级人物开始,审视两个文明交错的目光,尤其从他的旅行之西方话语框架去管窥,我以为意义自不一般。至于怎么评价李鸿章,不是这本书的目的,由于视角是从西方语境出发追述一次旅行,妄评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会给人不自量力的印象。我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完整地呈现一个西方视野中的李鸿章,以及他造访时当时世界最强盛的那半个地球正在经历什么。


  □您这本书带领读者寻找李鸿章100多年前出使法国时的痕迹,通过时空的对比,让读者在历史与现实间穿梭,非常富有想象力。这个构思如何形成的?

  ■“构思”其实就是“局限”,怎么最有说服力地在有限的时空中捕捉无限的机缘。鉴于史料有限,面对历史又不可凭空想象,要增加一次旧旅的历史维度,就不得不把今天和现实拉入。这样读者可以穿越古今,把一件遥远的事与眼下当前串连起来。但有关李鸿章的行旅我并不敢添加想象,而是全部根据当时档案和报刊记录拼连,每个细节皆有出处。由此这本书既为读者提供了尽可能拼凑的史实,又可以当成一部文学随笔来读。


  □您的作品文笔优美,但是又非常具有厚重感,这可能与您对历史和文明的深度思考有关,您这本书想告诉读者的是什么?

  ■浮在表面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就是通过近代史上一次极不寻常的官式访问,透视西方舆论之中国视野所由何来,并透过彼此目光的交错,体味两个文明的分岔点及聚合处。但我本人的时空追溯还有更深一层目的,就是向正在高奏工业化凯歌的国人,呈送一个我们自身还无法看清、但别人已经走过的工业化高潮及其尾声,让我们在冲向工业文明隧道尽头时,以前车之鉴获取一定的提前量。


  □其实100多年前,李鸿章的环球旅行,也只不过是浮光掠影,并没有深入地了解西方。而当年由于西方经济、军事的强大导致人们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正如您在书中谈到的,人们有时似乎失去自我意识,成为西方文明“精神的奴隶和物质的仆人”。您的这本书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读者清醒地认识西方,走出盲目崇拜?

  ■我在观察西方文明尤其是追溯19世纪的历史时,最惊心的发现是中国人因其自身的本性和历史经历,看西方几乎一而再再而三搁浅于其文明的外壳上,羁绊于其有意向我们输出的舆论导向,从19世纪到今天重复地“浮光掠影”,在常识中打转。长年浸淫西学的人与十天半月旅游的人、上层建筑与下里巴人在这一点上差异不大,可以说相差的只是知识面的多寡,“浮光掠影”的实质并未改变。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如果我这本书能提醒国人绕过精心妆扮的“外壳”,从“内核”的返照中找回自我意识,那么这本小书的作用就超出写者的希冀了。


  □您这本书中很多细节透露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相遇时产生的摩擦和冲突,您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冲突依然存在吗?在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今天,我们的文明该以怎样的姿态走出去?我们是否能从历史中得到借鉴?

  ■“全球化”实际并不仅仅是今天的故事,跟着这本书稍稍地转回19世纪,就能体察到这驾资本战车早已启动,自1840年起旨在打破中国国门的所有军事入侵和精神颠覆都与这个大目标相连,只不过“全球化”的早期,充满看得见的血腥。从那时到现在,这个大进程除了短暂的停歇从来没有掉转过方向。当历史跑道奔向一个终点,而被迫汇入的各个文明依然各执各的命运,冲突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文明首先要找回自己,为什么复兴?又为什么富强?只有找回自己,才能看清我们存在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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