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礼记》在阐述人际关系时有两句话：“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意思是，当你喜欢一个人时，要知道他的缺点、过错；讨厌一个人时，要知道他的优点、成绩。唐朝的大政治家魏徵将这两句话接过去，劝皇帝任用百官时要全面看人，他在给唐太宗的《遗表》中警告说，千万不要“憎者惟见其恶，爱者止见其善”。近年来，《礼记》中的这两句话被历史学家所接受，成为治史原则，即评述历史人物，要力求实事求是，全面、公正，不以个人好恶变造、歪曲历史。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历史的真实性，有些学者又进一步提出“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的思想。从《礼记》中的人际关系原则，发展为治史原则，我以为这是对古典遗产的创造性的新解释、新运用，有助于促进中国史学的良性、健康发展，有助于使著作取信于千秋万代的读者。
在提倡不以个人好恶变造、歪曲历史的同时，我以为还应该提倡另一个原则，这就是不以现实利害变造、歪曲历史。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其对现实的影响自然也利害不一，作用各殊。鼓吹什么，提倡什么，强调什么，后来人自然有选择的权利，但是却无权根据现实利害去变造历史、歪曲历史。因为历史毕竟是过去、已经发生的、无可改变的事，只有正确地、全面地记载它、评述它，才可以使后人知兴替、明得失，总结或接受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历史的真相被变造了、歪曲了，或者被虚无了、掩盖了，自然其镜鉴功能也就变形了、消失了。记得小时候，被大人带着参观上海“大世界”，看到那一面面哈哈镜中各种奇形怪状的自我，除了开心大笑之外，并不能得到任何对于自我的正确认识。
我们的老祖宗一向重视历史学。北宋思想家张载要求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现出对儒学知识分子宏阔胸襟、远大理想和崇高担当感、责任感的殷切期求。这四句话当然首先是对哲学家、思想家说的，我以为也可以适用于历史学家。“为万世开太平”，历史学家忠实地记录历史，说明历史，总结历史，不能着眼于一时一地的小利、小害，而要着眼于千秋万世的“太平”大业。
我在大学读的是文学专业。毕业后，业余长时间研究中国哲学。1973年，应近代史研究所之邀，以“协作”名义参加编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1977年，仍以“协作”之名，应邀参加写作《中华民国史》第一编。1978年4月，我被正式调入近代史研究所，从一介散兵游勇的业余研究者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殿堂。
《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写中华民国的创立，主角是孙中山。我的任务开始是写《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完成后的任务是修订和重写其中的《武昌起义》一章。1981、1982年，该书上下两卷先后出版。1983年，我被分派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现为第六卷），这一卷的主角自然是蒋介石，大事件是国共两党由合作而分裂，蒋介石从与中共并肩战斗到翻脸成仇，不共戴天。我和我的合作者广泛收集资料，反复修改，用心写了十年，出版后，在海峡两岸得到广泛的好评。在此前后，我读到蒋介石留存在大陆的部分日记类抄，写成若干专题研究论文。2002年，我将这部分文章结集成书，这就是许多读者熟知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该书经中央有关部门严格审读，得到肯定和奖励。
自2006年始，蒋介石日记在美国胡佛档案馆分四批陆续开放，我曾四年内四次应邀前去阅览，用时10个半月，读完蒋介石自1918年至1972年长达53年的全部日记，抄回高过尺余的资料。我觉得，这些日记，生前从未公开，比较真实地袒露了其主人的内心世界和部分外人难知的政坛内幕，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之后，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此，我广泛参考海峡两岸以及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地的档案和文献，做过一百余个专题研究，陆续在海内外出版了三辑“解读”著作。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第四辑。
我的追求和体会是：
1.史学贵真实，贵客观，贵直笔，贵实录，贵全面，贵公正。力求有善记善，有恶载恶。有功言功，有过述过。既不能因善而掩恶，也不应因恶而掩善。同样，功不能掩过，过也不能掩功。是一，就不能夸大为九；是十，也不应减缩为三或四。不能因政治或其他需要而扭曲、掩盖、夸大或缩小史实，也不能因个人情感与好恶而任意褒贬。史学家要善于排除各种外在的或内在的干扰，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真相。史实是史学的出发点。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或从某个既定的结论出发。一切既往的叙述和观点都要接受史实的检验。正确者存之、坚持之，片面者修订之、完善之，谬误者弃之、否定之。
2.史学贵争鸣。任何人对真理和真相的认识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接近真理和真相的过程。其间，片面、谬误在所难免，在对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和评价上尤其如此。因此，要提倡争鸣，依靠争鸣，片面才能转为全面；谬误才能转为正确。这种争鸣，靠的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扣帽子、打棍子，断章取义，强词夺理，牵强附会。2014年10月，我国台湾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书，书名为《最后的侮辱》，副题虽为《中共学者阅读〈蒋介石日记〉文章点评》，而实际上批评的就是我一个人。该书批判我“利用、阉割、歪曲蒋介石日记，甚至大造符合中共迫切需要的理论”“将蒋介石丑化、恶化、妖魔化、流氓化”“对蒋介石进行再侮辱和再否定”。该书攻击我“拿统战部的经费，为统战部工作”，是“正在得宠”的，“感情上和行为上浸透了中共御用学者之深重气息者”，是“地地道道的原教旨马列主义者”，甚至辱骂我“不是中华儿女”，是“标准的、积极的和忠肝铁胆的马列子孙”云云。
3.史实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水平的重要标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终了的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是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这一段话，应该成为历史学家须臾不可忘记的金玉良言。
4.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十分重要，也十分复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蒋介石，给予全面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叙述和历史定位，是我们这一代学人无可推卸的任务。蒋介石一生以孙中山的信徒和继承人自居，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有功也有过。他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在他败退台湾以后，中共还曾长期希望和他第三次合作。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做好了，对国民党历史的研究做好了，将有助于提高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水平，有助于显示中共作为胜利者的广阔胸襟和气度，也有助于促进海峡两岸和世界华人之间的团结和共识的增益。
5.蒋介石的日记记载时间长达五十多年，为中国和世界同级别的政治家所少见。正确地使用这份资料，结合其他档案、文献，加以比勘、研究、分析，区分其精粗、真伪，相信它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都会有不同的或多或少的裨益。现在，这部日记已经广泛为世界学者所利用。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台湾》一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录1949年蒋介石入台后的各次事件的专题研究。下编主要收录抗日战争时期若干事件的专题研究和书序（含两篇演讲稿）。近年来，台独力量在推行“去中国化”的同时，也在推行“去孙中山化”“去蒋介石化”。在他们的口中、笔下，蒋介石只是镇压台湾人民的“元凶首恶”，而完全无视他在台湾坚持一个中国，实行“革新”，促成台湾经济起飞，一度成为“亚洲四小龙”过程中的成绩。显然，这是本文一开始就指出的为现实需要而编造历史的恶例。
关于蒋介石在台湾的历史，笔者此前已经写过《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国民党迁台与蒋介石的反省》《蒋介石在台“复职”与李宗仁在美抗争》《蒋介石反对用原子弹袭击大陆》《蒋介石与钓鱼岛的主权争议》《蒋介石联合苏联，谋划反攻大陆始末》《尼克松竞选与蒋介石、宋美龄晚年的感情危机》等文，收入“解读”系列第二、第三辑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期待读者、学者的批评、指教。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台湾》杨天石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8月版/88.00元（全2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