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雪波是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界一位持续的行走者。从《高高的乌兰哈达》（1975年）到散文集《游牧者笔记》（2025年），五十年来，他的笔触从未离开过草原、大漠与荒野。新作以北纬39度跨地域生态支点，完成了一次沉重的生态苦旅，对文明形态进行深刻思考。

在《游牧者笔记》中“游牧”绝非简单的题材标签，而是一种认识论装置。其包含身份、方法和认知等三层含义。作为草原游牧者的后代，他长期游移于都市与荒野之间，这种“游牧式”的生命状态，赋予一种边缘视角，既非草原的内部人，亦非都市的全然旁观者，而是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陲、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临界存在”。由此，他天然地获得了“在路上”的流动凝视，“在场叙述者”的身体介入，“边缘视角”的批判距离。在“游牧”姿态的统摄之下，写作就变成了动态的采集行为。这种“行走的书写”本质上是一场工业文明“定居逻辑”的认知论抵抗，它拒绝主体对客体的景观化凝视，而是以身体为媒介、以游牧为方法，在人与非人类的共同场域中建构出一部流动、复调且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的生态文本。“游牧”的核心诉求就是以流动、跨界、去中心化的思维逻辑，对待和理解宇宙万物。这种游牧式世界观自然而然构成了对工业文明固化模式的根本性抵抗。在书中“围栏”“断流”“圈养”三个意象隐喻工业文明深层逻辑。“围栏”意味着对草原的切割、“断流”意味着对河流的截流、“圈养”意味着对野性的驯化。这一切都指向工业文明症候——静态、固化、中心、占有性的生存逻辑。以流动对抗固化，以联结对抗切割，以共生对抗独白——这是《游牧者笔记》中始终贯穿的核心思想。唯有保持流动性，万物才能共生。最强劲的生命力存在于最原始的生命状态——野性。从这种意义上讲，《游牧者笔记》是一部有关野性呼唤之作。

二、声音作为政治学：从“寂静”到“喧闹”

中华传统文化对语言和声音有独特理解，例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出自《周易》）、“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出自《吕氏春秋》）、“乐者，天地之和也。”（出自《礼记·乐记》）等。在郭雪波笔下声音是生态诊断的标准、非人类主体宣言的方式、万物互联的媒介。

全书以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为思想起点，将“寂静”概念淬炼成现代文明危机的深层隐喻。在他笔下，“声音的休克”不仅是物种消亡的表征，更是万物互联媒介的断裂，生命共同体陷入紊乱状态的本体论症候。当野驼的嗷叫、胡杨的裂响、风沙的呼啸从大地声景中退场，意味着生命体之间的失联与散架。他将“能否听见万物之声”确立为生态是否健康的诊断标准，这一看似简单质朴的判断，暗含着对现代性的终极质问，当工业文明的轰鸣湮没万物的歌唱，当信息社会的喧闹遮蔽自然的呼救，“寂静”便不再是安宁的诗意，而是生态崩溃的信号。

从诊断走向倾听，《游牧者笔记》呈现了一部磅礴的“天地交响”。野驼的嘶吼、野马嘶鸣、秃鹫的尖啸、烈风的呼啸、枝丫的脆响——这些声音并非叙事的点缀，而是“非人类主体”发出的存在论宣言。作品以声音的复调叙事，将非人类从被凝视的沉默客体，还原为能够言说的行动者，从而实现了从“风景”到“主体”的伦理跃迁。

声音具有瞬间、弥散、非占有性的本质特质。能够穿越物种的边界，联结彼岸与此岸，人类与非人类的感性世界。由此，《游牧者笔记》展开了一场关于文明感知范式的深层对话。工业文明所推崇的是视觉文化，它对应着理性的支配、全景的监控与对世界的客体化占有；而游牧文明所守护的则是听觉文化，它对应着感性的共鸣、情感的回应与对世界的主体间性参与。这种听觉转向，本质上是对现代性“视觉—认知”的解构，重建了“聆听—共情”的跨物种联结。唯有让万物各发其声、天地共鸣，使大地回归“喧闹无比”的复调状态，生态才能真正获得其健康的存在论基底。

三、跨物种共同体：从“人类世”到“共生世”

《游牧者笔记》最具突破性的探索，在于打破了“人类拯救自然”或“自然惩罚人类”的二元叙事，建构了一种“跨物种共同体”的伦理新范式。在中华文学传统中对动物的叙事形成四种范式，即神圣化、拟人化、自然化与丑陋化叙事范式，而《游牧者笔记》有意突破传统叙事范式，不再将动物简单定义为神兽、伙伴（安达）、自然物种和敌人，而是在行动者网络中选取恰当的伦理立场，构建了生命共同体的生物联结、情感共同体的温度传递、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缠绕。

在生命共同体的层面，安南坝的野驼、胡杨泉的水脉、塔敏查干的流沙、护林员胡阿提的铁锹，共同构成了一个异质性行动者网络。在郭雪波笔下，非人类不再是被动的书写对象，而是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胡杨以“三千年”的挺立传递着风沙的抵抗，阿拉坦·根娜以深扎的根系转译着干旱的威胁，野骆驼以奔跑的速度抗议着围栏的逻辑。由此，生态系统的维系不再是人类中心的“管理”，而是多元行动者在动态网络中相互生成、彼此界定的本体论过程。

在情感共同体的层面，作品中野公驼袭击胡阿提场景惊心动魄，但胡阿提所表现出“退让”和“不伤害动物”的态度，让人深思。他以身体的疼痛为代价，确认了非人类生命不可让渡的主体尊严。人与野驼之间不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而是厮守的邻里、信任的伙伴、生死的朋友。当治沙科学家陈源为绘制一株阿拉坦·根娜的根系图谱而葬身沙坑，人与一棵草便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命运结盟。这种充满敬意与悲悯的叙事，使共同体超越了生物学的共生描述，升华为一种有温度、有痛感、有牺牲的情感联盟。

在命运共同体层面，作品中描写的普氏野马演化史、殖民史以及回归的故事，成为一种命运共同体的隐喻。西方列强的盗猎与掠夺，映射着近代中国的屈辱，野马回归并人工繁育，暗含着文明断裂与复兴的曲折历程。这种将物种史嵌入民族史、将生态创伤嵌入历史创伤的叙事，与生态文学传统中形成的“主人与故乡”、“主人与骏马”的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叙事范式一脉相承。由此，《游牧者笔记》完成了从“人类世”的独白叙事向“共生世”的复调伦理的范式跃迁。万物不再是人类故事的背景或道具，而是与人类共同书写历史、共担命运、共享未来的平等主体。

散文集《游牧者笔记》以“觉悟”为精神起点，以“救赎”为行动纲领，完成了一次关于文明形态的存在论思辨。它深刻揭示：生态文明的底层逻辑，不仅是一项技术工程或政策议程，而是一场从“定居者文明”向“游牧者文明”的精神转型与重组。这不是要人人回到骑马放牧的时代，而是在高度互联的现代性语境中，让流动性、联结性与共生性的哲学智慧获得当代复活与理论升华，即以动态的联结，对抗僵死的切割；以多元的共鸣，对抗单一的独白；以内省的觉悟，对抗无限的贪婪。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北疆文化生态屏障的今天，郭雪波的这一“生态苦旅”彰显出特殊的文学史价值。它不仅为当代散文创作开辟了一条从“风景描写”走向“文明批判”、从“人类独白”走向“万物交响”的新路径，更以“在流动中共生”的深邃智慧，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一条通往“共生世”的清晰路标。

作者简介：满全，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席。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一般项目3项，用多种文字出版学术著作3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