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9年春天，巴黎警察总监接到命令，要求他逮捕一首以“黑色狂怒的怪物”为开头的诗的作者。

这首诗的题目是“莫勒帕先生被流放了”，莫勒帕本是海军大臣和王室内廷大臣，很有权势，但在1749年遭到革职流放。莫勒帕的支持者因此写了一首抨击国王的诗，用“怪物”来形容路易十五。 

事情进展到6月，告密者上交了那首诗的抄件，以及藏诗者的名字。藏诗者名叫弗朗索瓦·博尼斯，是一名医学生。 

很快，书籍贸易检察官约瑟夫·戴梅里等人将事情汇报给了警察总监和巴黎省总长。博尼斯因而被逮捕。 

按照对博尼斯的讯问，是一批学生和教士在聚会中讨论了时事，相互传递讽刺国王的诗歌。警方经过缉查，逮捕了传递诗歌的源头，也就是教士让·爱德华。爱德华交待了其他人，然后又攀附、牵涉出其他人。 

较多的被捕者都有自己的档案，这就方便了当时的警方，以及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弄清当时巴黎的政治评论是如何通过交流网络进行传播。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最终有十四名传递诗歌的人被投入巴士底狱。这也就是所谓的“十四人事件”。四十年后，他们传递的戏谑、讽刺和愤怒，将汇集为公众动员力量，造成法国王室政府被推翻，掀起了法国大革命。

著名新文化史专家、哈佛大学图书馆荣誉馆长、哈佛大学荣誉教授、美国历史学会前主席罗伯特·达恩顿在其所著的《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一书中探讨谈到，从十四人事件再到后来的攻陷巴士底狱可以发现公众舆论的隐秘成长，以及最终对于旧制度所造成的致命一击力量。

当然，公众舆论不同于战时宣传，我们似乎不能将之理解为会如同海浪一样冲击着权力结构，正如我们可以从法国等欧洲国家中世纪晚期以来的历史中所了解到的，公众舆论对于旧制度的冲击，无论是进步型的冲击，还是倒退型的冲击，一直就存在，但多数情况下，冲击来去都很迅速，似乎不留一丝痕迹。这也是为什么旧制度的守护者，往往仅仅满足于从现象和事态上管控冲击，而不是真正去思考启动改革来解决问题，因为从一般理性的角度，改革旧制度本身意味着新的、更多的冲击的出现。

当然，公众舆论的冲击，不同于很多情况下其他利益集团所驱动、构成的冲击，这种冲击的确会大幅度地消解合法性。正如《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原本归属于第一等级的教士阶层，与经由启蒙运动熏陶和驱动，对于现状存在极大不满的学生群体，共同构成“黑色狂怒的怪物”诗歌的传播者，更在这一过程中，加入了诸多属于律师、市政官员等人组成的职业阶级成员。 

书作者指出，詹森主义者对于法国王室的愤懑与不满，是一直非常突出的。但完全不同于詹森主义者的十四人，他们宣泄的不满，并没有意识形态的痕迹，但对于制度和现状的不满上升到了一个泛化的程度。

“世俗的修道院院长、律政职员和学生兴致盎然地将这些政治八卦变成合乎韵律的诗歌，而且他们从中获得了极大乐趣”。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多么危险的事。但法国的王室和警察却不这么看，给予了非常严厉的处置。十四人受到的残酷对待，以及公开辱骂国王的其他巴黎人受到的提级惩处，在当时成为了寻常之事，这意味着，法国王室和警察将无意识形态渲染的解构国王尊严的中产阶级恶趣味，直接定义为了政治上的严重挑战，严阵以待，给予了最及时最严酷的处置，而这种处置事与愿违地让原本只是嘲笑国王的舆论，进一步泛化和政治化。

莫勒帕的下台，如《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确实有着宫廷权谋斗争的背景。而莫勒帕自己撰写诗歌对于国王与情人勾搭细节的描述，直接触怒了路易十五。所以，对于与莫勒帕下台有关的政治诗歌的追查，本意上是王室和宠臣打击政敌，清除不安定因素，却不想让更多原本只是单纯讥讽国王的人，机缘巧合般地将情绪调整为彻头彻尾的厌恶。

《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书中探讨了十四人案的时代背景。法国输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后，巴黎人就热衷于通过咖啡馆等公共空间讨论时事。而当初为了支付战争带来的预算支出增长，国王征收了特别税，也就是说所谓的十分之一税，刚开始承诺征收四个月，但后来却变成了征收二十多年，而且征收对象涵盖了教士和贵族。王室政府越来越感觉对于民间反对和讥讽难以忍受，因而习惯于将反对者投入巴士底狱。这无疑扩大而不是缩小了反对范围，在当时的技术背景下，虽然法国王室政府严密监控印刷品，但事实上不可能隔绝手抄版本的讽刺诗歌传递——而这进一步增加了王室政府和警察的神经敏感，对于一些孤立存在、出现的嘲讽和批评也不惜大动干戈。

斩断民间批评，以及对于国王以及王室成员、利益关系人的讥讽，这对于维护王室尊严起到了作用，毕竟讽刺诗歌也变得越来越小心地动用曲笔，但如书作者所分析谈到的那样，这实际上不断清除了民间和王室政府之间的缓冲地带。

书名：《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

作者：（美）罗伯特·达恩顿

译者：谷大建、张弛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出版日期：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