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4年夏天，湖南巡抚蒋溥紧急呈报乾隆皇帝，报告安福县一件毁尽三观的案件。

被捕者名曰熊尔圣，年约六十岁，已经以女性身份生活了数十年之久。熊尔圣生于武陵县，在二十六岁左右离家，随后“蓄法穿耳缠足，改装为女”，开始伪装女性，取名“熊姆姆”，也就是熊大嫂的意思。

熊尔圣迁徙到安福县，与家乡距离不超过75公里，与居住在武陵县农场的弟弟熊尔谅保持着联系，为弟弟娶妻生子提供费用。他以女性身份在安福县亮相，宣称自己是坚守贞洁和忠于亡夫的寡妇，被恶毒的姻亲强迫再婚，所以逃离家乡，先是剃发为尼，之后还俗，为产妇接生。

熊尔圣在安福县广受欢迎，接生婆生意使得他得以积攒了大量的钱财。他从家乡武陵县收养了两位养子，视为自己与所谓的亡夫的继子，还出钱分别为两位养子都操持了娶妻。熊尔圣进一步扩展亲属网络，承诺收养安福县三位年轻女性为干女儿。

熊尔圣被捕时，在安福县已经拥有了32亩稻田，与养子一家同住在有六间房的院落里。

这一切结束于熊尔圣因没能分得父亲去世后的遗产，所以起诉弟弟熊尔谅。熊尔圣似乎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女性认知定位，甚至以熊氏为名填写诉状。但熊尔谅马上提出反诉，指出熊尔圣是男性。安福县衙门当庭安排接生婆检验，真相大白。

湖南巡抚蒋溥提出的处置意见中认为，熊尔圣男扮女装，收继子、义女，伪称自己是所谓的熊姆姆长达三十多年，推论“平日奸污之事不问可知”，但无法真正意义上予以查办，因为“（熊）尔圣所犯情罪多涉闺门暧昧，若必一一根究，不但株累无穷而妇女等闻知未免有羞愧轻生之事”。也就是说，这位官员判断，因为熊尔圣伪装女性，还长期从事接生，与产妇以及其他女性密切接触，很可能长期、频繁实施性侵行为，但如果去一一细查，恐怕会导致那些女性东窗事发，选择羞愧轻生。

湖南地方官建议将熊尔圣予以杖毙。这本来并非清代法律列明的死刑方式，但对于某些特别重大的案件，皇帝确实偶尔会下令实施这样的死刑，以儆效尤。

但乾隆帝给予此案的御批却更为冷静，认为熊尔圣“此人罪尚不至死，但不可仍留本地，剃其发，解部发黑龙江可也”。也就是判了个流放罪。

美国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在其所著的《清代社会性别规范》一书中探讨了包括熊姆姆（熊尔圣）案在内的清代多起跨性别边缘群体，包括石女、太监、男旦、易装者、出家人等跨越了男女有别之界的群体所涉及的案件。这些群体以不同方式和多种原因偏离了出生时的生理性别，并以边缘化的性别认同和实践与官方意识形态、文人观念、民间风俗发生了激烈的触碰。这本书呈现了他们获得的默许或遭到的严惩，揭示出儒家伦理、清代法律制度与社会文化作用下，男女有别这一根本性的社会法则运行中，给社会性别多元实践留出的所谓弹性空间。

这本书以跨学科研究的方法，结合历史学、法学、文学、道德哲学等视角，基于清代地方衙门法律档案、宫廷奏折为核心资料，还加入了明清志怪小说、晚清新闻媒体报道等文献的资料，使得书作者的分析建基于坚实的史实和事实基础。

书作者就熊尔圣案提出的追问探讨包括，除了熊尔谅，当时的其他人是否真的相信熊尔圣的性别是女性？书中多个案例证明，以女性身份生活的男性，其真实性别事实上很难完全保密，太监可能是一种例外，其他类型的性别跨越对象则很难掩饰这方面的特征。

书作者认为，最可能的情况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真相，也就是熊尔圣并不是个真正的女子，但实际上不愿说破这件事，各人自扫门前雪。熊尔圣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安福县成了小有名气的接生婆，口碑似乎还不错。他或者说她，在很长时间内都能够以高超的接生术服务客户。这说明，熊尔圣是在男扮女装以后才以女性身份学习了这些知识。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熊尔圣会大张旗鼓地起诉熊尔谅？按照清朝的民事法律，儿子有遗产继承权，但已经出嫁的女儿则没有这方面权利。熊尔圣以女性身份起诉弟弟，但索取的是作为儿子所应当获得的继承权利。书作者感慨指出，熊尔圣自己提起的诉讼，当然是愚蠢不堪的，这或许是因为他成功以女性身份生活了多年，变得过于自满，也可能是因为他以为哪怕是自己起诉了弟弟，弟弟因为长期获得了自己的经济援助，所以不会暴露自己的重大秘密。

这起案件曝出后，清廷官员的反应也很值得琢磨，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巡抚将熊尔圣的跨性别解释为意图性侵女性的掩饰，还堂而皇之地宣称不需要寻找证据，因为求证造成的社会代价太大。

实际上，从乾隆皇帝不动声色地降低了对熊尔圣的处罚的表现来看，皇帝很清楚地方官员的调性，也清楚地方官员如此定性熊尔圣的原因所在——也就是将改扮女装的男性定义为自甘堕落，道德败坏，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混入正当人家专属女性的内部场域，诱奸或强奸女性。

如果不是这样的自甘堕落、道德败坏，那就意味着更加危险的情况——在清代，以及同时代的全球大多数地区，包括已经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以及北美、法国，男扮女装，很多情况下都不免卷入与通灵、巫术、邪神有关的超自然信仰及其邪恶实践。中国元代到清代的很多小说作品都认为狐狸、鬼会通过修炼而具备人形，然后设法引诱男性，获取精气——同时代的欧洲，吸血鬼传说、捕食小孩心肝的恐怖故事也非常流行。这些恐怖、邪恶故事的版本中，灵怪、神怪可能不存在本来性别，或者有可能是雄性或雌性，但化为人形的性别表现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女性。按照《清代社会性别规范》这本书的说法，这其实也展现了清代中国，以及同时期世界其他很多地区对于跨性别行为、对象表现出的一种恐惧。

清代官方对于各种宗教的信徒都予以警惕。尤其是担忧这些超脱于皇权控制体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宗族伦理体系，可能流动性很强的人，在政治上以及社会参与中产生的威胁。对此，如佛教、道教给出的回应是，试图超越性和性别的二元对立，道教鼓励修行来返回并非二元划分的青春前期，逐渐消弭性别差异。佛教同样如此。这些宗教的修习者要求平衡自己的阴阳特质，忘掉自己作为男性的性别符号。这样一来，宗教信徒尤其是出家人也进入了一种跨性别状态。

虽然如此，但各地的社会领域充斥着大量假冒宗教信徒骗钱骗色的说法，有些基于司法案例，有的甚至是一些刻板印象，正如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中经常反映的那样，提及超绝性能力，大凡会与所谓的神秘胡僧相关。一些描写社会骗术的故事集，也有类似于同时期欧洲民间故事的设定，也就是宣称假冒宗教信徒人常常从事杀害孕妇、提取胎儿的非法罪恶勾当。这些故事中清晰反映出偏离儒家规范的单身、流浪男性对于家庭秩序所构成的致命威胁：“他们缺乏妻子和家庭的‘根’和‘枝’的约束，因此被刻板化为强奸和鸡奸犯”。

书名：《清代社会性别规范》

作者：（美）苏成捷

译者：陈晓婷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