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依然谢绝英美俄等国有关在中国铺设电缆和建立电报通信系统的提议。但在列强的压力下，总理衙门勉强允许英国在中国南部沿海城市和通商口岸，主要是上海等地建造电缆。

总理衙门希望限制电缆、电报的架设范围。所以给予了一张特许经营牌照给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但事实上，大东公司自己又将许可权偷偷发给了总部设在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在总理衙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大北公司搭设了上海、福州、厦门、香港等地之间的多条电报线缆，未来还打算向北架设通往天津和北京的线路。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英国将特许经营权转移给大北公司，法国则允许大北公司偷偷铺设到吴淞军事基地的电缆，英俄法美动用外交力量提供背书。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德韦恩·R.温塞克在其所著的《传播与帝国：1860-1930年的媒体、市场与全球化》一书中谈到，列强之所以如此支持大北公司，其目的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当时希望将清代中国纳入全球通信体系，也更好地纳入欧美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为此，列强外交官不仅与总理衙门斡旋，还以各种方式交好涉及的沿海城市的主政官员。比如福州的地方官就在美国驻福州领事馆公使小沃伦·德拉诺的推动下，签署了一个为期30年的许可文书——德拉诺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也是西奥多·罗斯福的远亲。

但要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列强深感应当设法培养出中国本土的外交精英以及掌握电报、电缆架设和管理的技术精英。尤其是恭亲王主导的总理衙门在洞悉了外资公司先斩后奏、侵犯主权的做法，要求停止违法违规做法以后。

纳入全球体系的电报电缆接通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后，就其实为中国新闻和报业的新纪元到来创造了条件。路透社在1871年在上海设立了远东业务基地，众多外资报纸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发行，随即中国本土办报人创建的报纸也开始出现。这些报纸虽然主要在通商口岸发行，但很快传入其他地区，读者也不仅仅局限于外国人，更快地将世界各地的事件变化传递到中国，“在本质上创造了城市媒体景观”，“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欧美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媒体快速出现的过程中，快速建立了审查机制，但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清政府以及同时期正在被欧美通信电缆企业渗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实并没有审查内容。甚至而言，治外法权也限制了清廷干预设立在租界内、激烈批评清政府政策的媒体，这滋养了后来不断发展为维新派、革命派的激进知识分子。

总理衙门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突兀地改变了对外国通信电缆公司进入中国发展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虽然此事经由英国干预，再加上中国坚决的抗击，暂时抑制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但清政府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架设通往台湾等地的电缆，加快信息传播速度的必要性。

清政府由此展开通信新政，不仅允许外资进入、承诺保护外国线路的安全，还希望建立自主电报系统。清政府的选择赢得了各国的支持，尽管大北公司提出抗议，但因为其注册国在丹麦，所以列强国家对于牺牲丹麦企业的利益来加快实现清朝中国的转型，还是乐见其成的。当然，尽管部分线路被中国收回，但大北公司仍然保留了中国业务。就这样，中国本土、英国、丹麦等不同投资方都参与到中国国际电缆服务市场以及电报业务的竞逐中来。

《传播与帝国：1860-1930年的媒体、市场与全球化》这本书指出，电报技术分别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应用，之后就是欧洲大陆国家，包括法国、奥匈帝国、荷兰、普鲁士、北欧国家、南欧国家。欧洲和美国的电报系统诞生之初就呈现出跨越国家连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来管理技术标准、费率、收入分配、公民隐私权以及政府信息审查的权力。

英国是19世纪中期通信业务领域的霸主，涌现出多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报与电缆公司，这些公司建立的电缆体系和电报信息系统，使得多个国家的证券市场可以建立接近于实时的高效连接。在美国和加拿大，19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了多家电报和电缆公司的更激烈竞争，行业内的相互倾轧和整合是高度残酷而迅速的。美欧双方都在致力于建立跨大洋的电缆系统。欧美电报与电缆公司还努力在全球其他地区广泛铺设，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土耳其、西亚地区，等等。

换言之，等到19世纪晚期的时候，全球电报与电缆系统已经基本上呈现出完善网络的体系，信息的传递可以提高到非常迅速的水平，这不仅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具备了雏形，而且还带来了复杂的影响：一来就是地缘政治等各种新闻、信息会更加快速地同步影响证券市场，1873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由此对于全球产业、贸易带来强有力的连带影响；二是拉美以及亚洲的一些民族国家、半殖民国家进一步加深了对欧美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的依赖；三是因为这一体系是欧美国家的电报与电缆公司主导建立的，并借助欧美国家的军事霸权和经济优势来强迫大量的后发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服从，从而使得帝国主义扩张、渗透和控制在技术上具备了更强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

当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覆盖全球的电报与电缆系统的实现，使得19世纪后期开始，欧美国家的知识分子也能通过媒体比较及时地了解世界信息。在新兴资本的推波助澜下，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反对电报与电缆业务领域的特许经营、垄断经营。

全球性的通讯社、报纸媒体开始浮出水面，事实上会引领欧美国家以及广大的后发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新闻舆论、政治议程和认知，这使得真正意义上灌注西方式思想和知识成为可能。

书名：《传播与帝国：1860-1930年的媒体、市场与全球化》

作者：（加）德韦恩·R.温塞克

译者：张涵抒 等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