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名臣高士奇在自己四十八岁时失去了自己的妻子。按照儒家礼制，丈夫为妻子服丧一年，这就是服制中所称的齐衰。但高士奇为妻子服丧27个月。这是服制中最高的等级，本是妻子为丈夫服丧的礼。 

高士奇在哀悼的漫长日子里，将自己降到了妻子的地位，颠倒了儒家正统的夫妻性别位置，撰写了大量哀悼诗歌，数量达到了数百首。

高士奇的做法，事实上在清代成为了一种新的时代潮流。如历史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卢苇菁所著的《执子之手：清代的婚姻与伉俪之情》一书中所谈到的，晚明之前，夫妻伴侣关系已经成为了一种深厚的文化理念，但只是一种潜流。人们鼓励具有偶像性的婚姻，比如鲍宣和妻子桓少君，梁鸿和妻子孟光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案例，展现深情、守护，尽管才子们也颇为推崇李清照和赵明诚的才情伴侣关系，但儒家意识形态从来就是更加鼓励融合了感情、道德、责任的婚姻，并不鼓励夫妻一定要在才情上达成一致，或者说追求才情上的更高目标。

儒家礼教强调，夫妻关系的根本准则在于彼此恪守原则，甚至抑制夫妻之间达成非常浓密的情欲、爱欲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一来如果超出繁衍后代的需要，就与耽于享乐没有区别；二来夫妻之间追求情欲和爱欲，可能导致双方尤其是妻子一方恃宠而骄，而拒绝履行作为儿媳、母亲、嫂子等角色的责任。书作者解释说，保持尊敬和拒绝夫妻间“不恰当的亲密”不仅可以防止夫妻不和谐，也是管理家庭和维护基本人伦关系的关键。 

这种状态从晚明开始转变。“夫妻之间的伴侣情爱不再是一种文献塑造的偶像，它成为教育阶层青年男女有意识的追求”。书作者指出，这种新的文化潮流并未直接挑战家庭责任高于个人幸福的儒家正统婚姻观念，但伴侣情爱开始被接纳进入正统的文化观念，被理解为幸福婚姻不可或缺的特质。 

1678年，尤侗（1618-1704）抵达北京，应付清廷举行的博学鸿词科试。未想，他的妻子在家乡因病去世。尤侗悲痛欲绝，但他未能获准返乡为妻子举办葬礼。他转而动员了清朝大量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与他一起悼念。在一年后编撰的纪念文集中，收录了来自三十多位作者的四十余首挽诗，这些作者均为清廷高官，包括翰林大学士、六部尚书和侍郎，以及其他重要部门的官员，还有全国各地来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试的俊彦。此后，尤侗还发动了这些精英与他一起举办对亡妻的公祭。 

清初，朝廷大力倡导女子贞节，为未婚夫殉死的贞女会得到朝廷给予旌表，地方政府举行公祭的待遇。而尤侗为亡妻举办的公祭，同样轰轰烈烈。这相当程度上表明了清初延续并发展了晚明时期的文化观念，也就是鼓励并歌颂夫妻的伴侣情深，对于尤侗作为深情丈夫“心肠催绝”的悼念予以赞赏，也同时高度肯定了逝者勤劳朴素的妇德，赞美了她对家庭的贡献， 

同时期的明遗民屈大均在妻子王华姜去世后，不仅如高士奇那样为妻子撰写了大量的悼念作品，还创造了一些别具一格的悼念形式。如荔枝成熟时，他会举办祭礼，将鲜果供奉给亡妻的在天之灵。华姜来自西北，所以屈大均委托朋友在千里之外的华山建造了衣笄冢——那是他俩曾经梦想安家的地方。 

如《执子之手：清代的婚姻与伉俪之情》这本书所指出的那样，悼亡诗在17世纪末的中国更为流行，更为趋于叙事化，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悼亡写作风格。清初作者们的悼亡诗多以长篇组诗的形式出现，尤侗、屈大均、高士奇不仅在妻子去世后各自写作了大量诗歌，而且此后余生，在亡妻的生日、七夕、忌日等重要日子，以及他们被思念的悲伤所萦绕的任何时刻，都会继续创作悼亡诗。书中对其中部分作品进行了文本分析，指出丈夫对亡妻的描写趋于平凡化和私人化，内容不仅包括德行，也包括许多细小琐碎的事情。 

书作者认为，清初的悼妻者甚至会有一种创造历史般的自豪感，屈大均就强调自古以来从未有人像他那样为纪念亡妻那样编撰作品，就连他的先祖、以多情闻名的屈原也未提及自己的妻子。

“清初男性以高度个人化的措辞和自豪感谈论夫妻情爱”，尽管这种做法并未能长久维系下去，但也使得清代夫妻关系整体上相较于之前更接近于平衡。书作者解释认为，清初悼亡的历史语境，离不开酷烈的明清鼎革，文人以及他们的先祖都曾经历很长的动乱和困苦时间，建筑在患难与共的生活经历基础上的情，对于夫妻之间起到的依赖、信任浇筑非常关键。 

但书作者也谈到，转入更加稳定的18世纪，尤侗、屈大均、高士奇等人精心设计的新传统也渐渐式微，“盛清时期精英文化的重塑，是在新的政治、社会和学术环境中进行的。朱熹理学地位的恢复，清廷统治的日益巩固，开启了一个‘家庭道德主义’的新时代。”清在这种情况下，丈夫超越礼法，将自己降格到妻子的位置上来为亡人悼念服丧的做法不再受到推崇，但悼念妻子的做法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政治领域和文化场域都承认一个男人如果能保持对亡妻的记忆，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难得的关键品质。

书名：《执子之手：清代的婚姻与伉俪之情》 

作者：（美）卢苇菁 

译者：王晚名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