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是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先后为五朝八姓十一位君主效力。这也使得后世一些史家对其予以了很低的评价，认为此翁毫无政治节操，左右逢源。

冯道死前，曾极力劝谏刚刚登基的后周世宗柴荣。冯道生逢乱世，见过太多意气风发亲赴战场，迎来大败后仓皇败亡的君王和军阀，所以他认为虽然后周王朝迎来了北汉的袭扰，但并不需要皇帝御驾亲征。而且，皇帝刚刚登基，朝局不稳。

要知道冯道跻身高官之位后的几十年里，其实很少犯颜直谏。他的考虑也不算错。从事后结果来看，虽然柴荣打赢了战争，但是自此热衷于频繁亲征，这也是柴荣英年早逝的重要因素。而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后，又花费了较长时间才完成对地方藩镇和禁军派系的收服整合，从而让中原王朝重新回到安史之乱以前的统一集权阶段。

但冯道尽管身居高位多年，但对于当时权力更迭的本质缺乏更为清醒的认知。如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砺波护（1937-2024）所著的《冯道：乱世的理想与人生》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唐代中后期一直到五代，从朝廷到藩镇经常发生禅让、篡夺的闹剧，新的掌权者会在旧的掌权者的基础上增强自己近卫军的数量，组成新的禁军，每次整编都是为了确保对最精锐强悍的军队的掌控。

柴荣死死抓住军权，坚持自己亲征，目的正是增强对藩镇和禁军的控制，而不是放任使得新的藩镇和禁军掌权者出现。这也是朝廷分化和弱化藩镇唯一可行的方法，由此使得中华中原统一的曙光再度出现。“冯道却没能看清这一点，彻底暴露了他自己是一个被时代淘汰的旧人物。”

虽然宋代所修的两个版本的五代史，都对冯道予以了道德痛斥。但宋代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冯道却很有好感，包括王安石、富弼、苏辙等，都将冯道称为宽厚长者。

这就是怪异之处。如果说冯道只是一个首鼠两端、左右逢源的投机分子，就当不得上述的赞誉。

《冯道：乱世的理想与人生》这本书开篇用了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冯道的成长背景。冯道毫无疑问是寒门子弟，成长于河北地区的农村，在投身官场、效力藩镇幕府之前，一直在修习儒家经典。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安禄山、史思明是唐代正史明确界定的逆贼，但在河北地区，安禄山等人的政治声望却非常高，被认为代表了当地士族、平民向着不公平的唐王朝政治体系发起了反抗。河北地区以及周边地区，在唐代中后期一直陷入藩镇割据，唐王朝的权威在当时必须要通过地方节度使才能展现。当地民众对于地方、藩镇的认同感，要高于对皇帝和朝廷的忠诚。投身幕府的寒门子弟，毫无疑问也将节度使视为自己效力的主君。

这种情况下，冯道的理想、政治品格和认知，毫无疑问就很难以唐朝朝廷、其他地区士子的视野中界定的那些标准来衡量。

冯道为官，从履职来讲，中规中矩，从私德来讲，关爱同僚，哪怕对构陷过、抹黑过自己的同僚，不仅不会恶意报复，而且还会在对方蒙难时伸出援手。他奉命视察地方，会花费自己能支配的费用，甚至包括私财来解救卖身为奴的平民，救济嗷嗷待哺的饥民。如书中谈到的，冯道守孝期间，家乡遭遇了饥荒，他就将自己多余的俸禄分给了乡亲。他居住在简陋的老宅中，亲自耕种、背柴；如果有荒废田地、不愿耕种的乡亲，或丧失了劳作能力的人，冯道会在晚上偷偷帮他们劳作。这些行为高度吻合儒家经义对于君子的一般要求，反观无论是冯道同时代，还是其他时代同样自居为儒生的为官者，却有很多人不能做到这一点。

如书中所谈到的，冯道不仅善于著文作诗，行政能力也颇为卓越。当后唐庄宗向他问计，他给出的解答是天子不逾矩、行正道，还阐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心声。这些表现，当然也接近于堂堂君子。

但他确实又很难界定为儒家表彰的那种完美君子。如前述，成长于藩镇割据地区，辗转在多家势力效力的他，对于君主并没有太多的忠诚，更在意的是政治稳定、恢复秩序。所以，当后唐闵帝在位逃亡期间，冯道就已经开始领衔撰写对后唐末帝的劝进书。据此，王夫之对其深恶痛绝。

而后晋灭亡，契丹进逼中原之时，冯道很平静地服侍契丹君主耶律德光，从后晋宰相顺利转为契丹太傅。但这样一个毫无政治忠诚度的大臣，只要有机会就会慷慨解囊，用契丹君主赏赐给他的钱财来为被俘虏的中原士女赎身，就近安置在尼姑庵中，之后一一送回本家。

冯道在自己晚年时撰写过《长乐老自叙》，平静地叙述了自己所仕的王朝、侍奉过的君主，用堂堂皇皇数百字来历数自己担任过的要职。他自诩“长乐老”，但这称谓其实来自于冯氏郡望所在的长乐郡。他自称忠于国，而非忠于君，谈论国法，不论君恩。

书名：《冯道：乱世的理想与人生》 

作者：（日）砺波护 

译者：郑淦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