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连同剧院、图书馆、文化中心，而今已经成为中国诸多城市，从一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在城市化扩张浪潮中的必然标配。博物馆被合理地认为是国际化的象征，是文化参与、文化教育的场所。

米歇尔·福柯曾谈到，博物馆和图书馆其实更接近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限累积的时间之乌托邦”：这样的场所、空间里，累积一切，“存放所有时代、所有时间节点、所有形式、所有品味的意愿，在一个地方构建超越时间、坚不可摧的跨越所有时代的场所的想法，在固定的地方组织一种永久的、累积无限时间的工程”。

从19世纪以来，博物馆本身是展现文明教化的功能。其陈设的很多方式，恰恰与流动集市，游乐场，游戏厅相似，虽然博物馆与这些场所似乎呈现品味和功能上的本来对立。

英国文化学者、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院荣休教授托尼·本尼特在其所著的《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与政治》书中指出，19世纪之前，节日、迎驾剧、骑士比武、剧院表演等展览性的文化形式，都与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组织与实施有关。而在欧洲殖民霸权覆盖几乎整个世界以后，要更好地建构文化政治策略，体现对帝国本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的教化、驯化，就需要有额外的展现场所。

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改革家詹姆斯·希尔克·白金汉提出了模范城市规划，强调了更具近代性的文明城市模型，博物馆和图书馆被认为可以确保民众心理健康与道德健康，这与合格的卫生设施、供水设施、街灯等民众生活、健康的作用是一样的。

换言之，待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无论是英国还是西欧大陆国家，都将文化，也就是下游、下流、下层的阶级的文化，包括习惯、道德、礼仪、信仰等都视为需要治理的对象。这方面既需要借助越来越繁冗的法律体系，警察功能，还有就是文化功能。在这些基本功能之外，资本主义上层会资助诸如互济会等组织。

福柯的观点其实很清楚，博物馆和图书馆其实更接近于全景式监控社会、全景式监控国家中的一种功能，可以让所谓的高雅文化很好地被接纳。这可以减少劳工阶层、社会中下层的酗酒，鼓励他们、她们进取，向着高雅文化的方向迈进，自我规训成为更好的工人、消费者和文化对象。被詹姆斯·希尔克·白金汉设计的模仿城市，旨在将浪荡子转化为市民警察，“交替成为他者凝视的对象和凝视的主体”。

经由博物馆广泛培养出的文化品位，经由群体效仿，可以让更多人，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中下阶层的人们，都可以成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

一些美术馆粗暴地设定访问禁令，区分资产阶级群体和行为粗鲁的普罗大众，将后者排斥在外。而更多的博物馆则必须避免建立这样的限制，鼓励工人阶级模仿。

博物馆甚至能帮助洗白资本主义殖民扩张阶段的血腥与杀戮。如书中所说的那样，博物馆是一种典型的表征场所，为继承而来的历史收藏珍品提供新的展示环境，允许将之用于新的社会目的，这可以被用于显露君王的功业伟绩，也自然可以显露殖民征服的成果。无论多么罪恶的掠夺、洗劫，经由博物馆解说文字的矫饰包装，都将可以变得平淡。

福柯用一种阴郁的目光来审视近代以来资本主义进行的城市空间魔术，认为不光是监狱，城市里的其他空间也大量涌现新式建筑，显现现代资本主义权力形态，是景观和监视功能的结合。

在博物馆兴建浪潮中应运而生的世博会，更为清楚地展现了资本主义意图发挥的规训功能。“博物馆和博览会提供了工人和中产阶级可以聚在一起的情境，工人在接受教育、学会了适宜某种场合的行为方式之后，可以置于中产阶级的进步影响之下”。这摧毁了长久以来的阶级、阶层传统，营造了人人平等，平等享有新式视觉享受，以及平等接受监控的幻象。博物馆、博览会涉及到历史、艺术、考古、地理、生物、人类学等科学，使得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似乎可以很合理地解释为现代社会、现代资本主义创造平等的基石。

但诡异的是，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其他国家在近代举办的博览会，还是兴建的博物馆，其实是以一种隐藏了霸权关系的陈列方式。民族、文化、艺术特征是展品上架的分类标准，这如同商品上架的标签方式一样，创造这种方式的绝不仅仅是科学，而是权力，具体来说就是支配世界大多数地区和人民服务少数人的展示。大量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艺术、文化、古迹瑰宝，被收集到英国等欧洲少数国家，愉悦人们的感官，而不是留在它们本该出土的国家和地区。这也像现在的很多高端居住小区的绿化区，放置、种植着很多从深山老林移栽的珍奇林木，一切只为了配得上这些小区的尊贵业主的身份。

伦敦世博会以及后来的巴黎世博会、芝加哥世博会，都展现了大量的近代技术成果。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表明博物馆、博览会承担的工人阶级技术教育功能逐步减少，“更多地转变为使其在自己劳动力物化产品前的自我麻醉”。

所评图书：

书名：《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与政治》

作者：（英）托尼·本尼特

译者：段吉方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