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学界，大家辈出。而学术大家之间的私人恩怨，也一直引发关注。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私怨，考虑到知识精英的学派、门派、师从与门生关系，私人恩怨不可避免会影响文化、思想、文学评价。

上海人民出版社今年初出版了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兼历史学系教授张仲民所著的《后来谁与定吾文：民国初年的学术和政治》一书。书中收录了书作者多篇专文，从政治史和接受史视角探讨该时期学人之间、学人与媒体、学术和政治的关系。

刘师培和章太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政治史上都拥有独特地位和重要影响。两人关系在几十年里出现剧烈变动。刘师培势利善变，好名，急于表现，不仅如此，还缺乏政治上的远见，从而在政治上的几次转向，都给他带来了接近于今人所说的“社会性死亡”的结果。这也使得曾经与刘师培结下学术上深厚情谊的章太炎，与之割裂。但章太炎毕竟还是怜惜刘师培的一身才华，出手援助。这之后，刘师培再度卷入剧烈的政治漩涡，更是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大唱赞歌，对于被袁世凯软禁的章太炎不闻不问。这之后，虽然两人均致力于保存和发扬国学，反对新文化运动以偏概全废弛中国的传统文化，关系有所缓和，但毕竟难以恢复旧观。

值得一提的是，刘师培相较于章太炎以及同时代的政治立场各异的著名学人精英，更加热衷于参与政治，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自己的投靠，来获得展现个人才华的空间。

清代末年，尽管统治者应允加快维新，但最终交出的立宪版本仍然是高度欺骗性质的，从而使得立宪党人也彻底离心离德。当然，清政府之所以如此选择，与其在晚清时期培养的一批接纳了西方政治理论和新型军事思想的满蒙贵族进入政坛，让统治者相信可以不再仰赖来自南方的汉臣代表办实业、办外交、练兵统兵有关。这种情况下，除了坚定信仰投身革命的部分人外，摆在其他部分知识精英面前的选择似乎就变得非常多，宛如东汉末年、隋唐鼎革之际，抑或是五代。他们或可投靠南方汉臣集团，或可选择某个开明示人的满蒙封疆大员作为辅佐对象，甚至可在学界获得名声后，投靠已进入清廷中枢的大员。

在当时情况下，作出不同选择，包括选择辅佐满蒙封疆大员的知识精英，当然并不止于刘师培一人。但他的左右摇摆，频频剧烈为之的投机选择，却最终证明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人士都为之不齿。

如《后来谁与定吾文：民国初年的学术和政治》这本书所提到的，1903年，刘师培和章太炎在上海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订交。章太炎旋即因为苏报案入狱三年，释放后赴日本加入同盟会，主持《民报》，宣传革命。1907年，在安徽芜湖任教的刘师培接到章太炎邀请，携妻子一起赴日，也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民报》撰稿人。

在当时，孙中山与章太炎等人因为经费问题矛盾突出，恰好暗中是革命党人的程家柽受清廷肃亲王善耆、陆军部尚书铁良的委派，专程到东京分化收买革命党人。程家柽联络同盟会员，建议革命党人可以假意接受招安，忽悠清廷拨付收买经费，再将费用花在军事起义上。从这个角度考虑，章太炎就委托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向清廷地方督抚寻求资助。何震等人回国，经过一番遍寻，最终与两江总督端方搭上线。何震和丈夫刘师培获得端方资助，回到日本活动。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剧烈转向。刘师培似乎因此找到了人生起飞的突破口，所以向端方主动谈及如何收买、分化、镇压革命党，表示自己愿意放弃革命立场，充当朝廷暗探。当然，他也很有情义地为章太炎求情，高度评价章太炎学问，为之革命立场辩护，揭示了同盟会内部矛盾所在，并据此提出建议，希望端方赦免章太炎，再提供资助。他的投效被接纳，但建议赦免和赞助章太炎，最终被端方拒绝。

1908年2月，刘师培夫妇返回东京，力图离间章太炎和革命党的关系。书中谈到，而何震与表弟汪公权的奸情被章太炎识破，并告知刘师培。刘师培好名惧内多疑，反而憎恶章太炎。最终，刘师培夫妇不惜自揭充当章太炎和端方之间联络人的秘密，将来往信件等刊载在报刊上，要让章太炎名声大损。

此时已经成为章太炎论敌的蔡元培，也对刘师培夫妇的运作感到齿冷。但这对夫妇已经彻底决心投靠端方，收罗革命党情报传递给清廷，在情状暴露后再突兀回国，公开投奔端方。此事，连国内部分亲清廷的媒体也看不下去，认为刘师培节操太差，判断其反复无常。

章太炎面对刘师培的诋毁，曾力图通过中间人说和，挽回与刘师培的友谊，并提醒对方指出端方并不可能轻信革命党变节人士。蔡元培也予以劝说，甚至幻想刘师培是在假戏真做，或许会效仿徐锡麟行刺杀。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清廷部署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带兵者正是端方，刘师培作为幕僚随行。很快，端方在四川中部被杀，刘师培暂时生死不明，当然后来确定的消息是刘师培被四川地方的革命政府擒获。这种情况下，章太炎和蔡元培等人联名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不计前嫌为刘求情。1912年新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也致电四川都督府，敦促释放刘师培。

刘师培此时看到章太炎、蔡元培联名刊布的求情广告后，应该非常感动。他也注意到了革命党内部因为争权夺利，以及孙中山一派排斥章太炎，因而故意拿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说事，“作为当事人，他（刘师培）自然明白时论所指责的章太炎为端方间谍事之真相如何”。所以，无论是化解与章太炎的矛盾，亦或是良心上的不安和感激，还是别的考虑，刘师培在1912年4月致信章太炎，自称自己受人诱导和胁迫才投靠端方，情非得已，也澄清了章太炎与端方并无勾结，这封公开信被他发表在北京一家媒体上。《后来谁与定吾文：民国初年的学术和政治》书中评析指出，虽然客观上这封信确实起到了为章太炎辩白的作用，但是刘师培在信中仍然多持狡辩，态度并不真诚，因为端方已死，所以他完全回避了曾经为端方献计如何镇压革命党以及到东京等地搜捕革命党信息的往事。

章太炎也接受了刘师培的道歉。在随后发出的相关信息中，章太炎继续声讨黄兴等同盟会大佬，全然不提曾经作为自己与端方联络人的刘师培夫妇，力图保护刘师培不受清算。这之后，章太炎、梁启超、马相伯、严复等人曾打算模仿法兰西学院的模式发起成立高规格的文史科学机构，其中纳入筹算邀请的学术大家就有刘师培。

章太炎虽然与同盟会不睦，一度也支持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北京，但对于袁世凯一步步提高集权化程度，并流露称帝念想绝不赞同，哪怕接受软禁，也不肯为袁世凯撰写称赞帝制的文章。

而刘师培此时正忙着参与筹安会规复帝制的讨论。当然，如《后来谁与定吾文：民国初年的学术和政治》书中所谈到的，虽然刘师培大节有亏，趋时善变，但其学术水平仍然受到广泛尊重，所以在1917年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彰显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

1919年11月，刘师培病逝。在他死后，虽然未能彻底原谅刘师培的章太炎还是相当公允地推介和出版刘师培的学著，甚至对刘师培的一些失节、败德行为保持平静叙述。

书名：《后来谁与定吾文：民国初年的学术和政治》

作者：张仲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