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版的《反抗与重塑：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传播》一书，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检视了国际政治传统领域的系统性不平等问题，强调殖民时期的新闻管控体系、冷战心理战机制与当代平台与算法主导的治理模式，对于南方国家形成连续性压制框架。

这种情况下，同样的问题、危机发生在美国、欧洲，与发生在南方国家被解读出的结论甚至天差地别。甚至亚非拉不同地区出现显著的经济进步、制度创新、文化繁荣的现象，也经由欧美主流通讯社、报纸和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平台的滤镜，也会被渲染为晦暗不明的侥幸胜利，解读者还会千方百计地暗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甚至而言，对于亚非拉正面现象、积极信号进行阴阳怪气的解读，主要出自亚非拉国内深受欧美价值观念主导，与欧美心理战、认知战发起主体形成呼应的知识群体。

书中也谈到了，面对欧美的政治和文化霸权，全球南方国家探索出了“双螺旋”路径，通过反抗解构西方中心叙述的合法性，以重塑协同来构建替代性的平台规则与治理范式。

尽管冷战结束，全球贸易与文化一体化进程显然增强了亚非拉不同国家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议程的能动性，多元文化也被列为欧美政治正确的重要议题，而亚非拉国家也在有意识地增强国际战略传播能力，但正如这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当下国际政治传播格局高度不平衡，以西方媒体集团和技术平台为核心的全球传播生态，仍然高度垄断信息流通与话语权力，这就使得南方国家哪怕提高了内容生产能力，但这些内容如何剪切、粘贴并赋予意义，归根结底还是由欧美国家来确定的。

如书作者所谈到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曾一度被视为打破这种结构性不平等的契机。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显著提高了个体用户的传播能力，促使全球信息流动呈现‘去中心化’趋势”，但这只是开放的表象，真正迎来的却是“技术集中化”、“平台化治理”。美国科技巨头几乎垄断了全球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掌控着搜索、社交、内容分发等环节，还通过算法偏向、社区治理、内容审核规则来定义信息流的方向甚至塑造语义结构。

书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表达危机与认知困境，很多国家“往往只在危机性议题上获得集体可见性，如战争、疫情或社会冲突；而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等‘积极叙述’则被选择性忽视或呈现为片段化的信息碎片”——如前述，所谓涉及南方国家的正面报道，也往往出于欧美国家某些战略需要。比如为了强调印度是所谓最大的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国家，渲染其成长优势，欧美财经媒体和经济学界会给出大大远超印度实际发展状况的描述；但如果涉及印度在具体产业方面拒绝过度向欧美开放市场时，则会转为充满讽刺与负面揣测的报道。

而且，在欧美主导数字平台内容分发的时代，欧美的政治与文化霸权还可以伪装为数字中性标准来掩盖人为操纵的算法推荐、搜索排序、流量分发、内容审查，“即使全球南方国家能够产出高质量的传播内容，也难以突破推荐算法的语义门槛和传播壁垒”。

书中指出，欧美的政治与文化霸权，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经由对亚非拉大多数地区的殖民、半殖民统治时期，使得英语和法语被确立为教育、法律、新闻传播的唯一或首选官方语言，在后冷战时代仍然是主导性的国际通用语言，因而压制亚非拉本土语言的公共表达权与知识生产力。

经由长期形成的殖民传播机制，哪怕亚非拉一些国家已经独立了几十年甚至100多年来，知识群体中许多人对于欧美仍然赋予“秩序提供者”、“文明教化者”的身份。长期的信息垄断、象征压制与历史叙事重写，使得身在亚非拉国家的知识群体，会优先、首先对于欧美历史与政治产生兴趣，习惯于通过欧美认知与价值标准来理解本国的历史，来定义和评价本国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自信。甚至在亚非拉国家因为政治、经济等问题与欧美霸权国家形成矛盾甚至酿成冲突时，前者的知识群体对于本国的权威与政治认同，要远远低于对于欧美尤其是美国的认同。

书中提及，二战后，美国明确了“心理战-公共外交-全球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以美国国家力量来推进美国价值优先的道德叙事。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招收大批亚非拉学者赴美深造，最终使得这些学者回国后将美国的战略传播话语结构植入本地学术与政策循环——他们成为所在国的各学科学术领头人，制定标准，鼓励并扶持服从和遵循西方范式的学术生产，抑制甚至排除挑战西方范式的学术生产。

“19世纪欧洲的报刊、旅行日志、宗教布道手册和儿童读物中反复出现‘野蛮部落’‘懒惰民族’‘落后仪式’等刻板意象，巩固了‘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使殖民地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镜像他者’。”事实上，到了20世纪后期乃至今日，欧美的影片、纪录片、新闻报道甚至经由欧美认知关注的亚非拉知识精英，也仍然深刻接纳了上述刻板意象与二元对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9年曾发布“麦克布莱德报告”，指出全球新闻传播体系存在结构性不平等，西方通讯社主导了大多数的国际信息源，鼓励加强南方国家的新闻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本地内容生产，限制跨国媒体垄断新闻，支持南方国家形成多极化、协商型的传播架构。但这场制度反抗遭遇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坚决抵制，后二者更是直接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近些年来，全球南方国家也涌现出很多深谙西方数字生态治理规则、社会心理的文化创作者、网红外交官、数字传播者，通过短视频、视觉叙事、幽默讽刺等手段，“使复杂的国际议题”，以及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一些社会问题，“以轻量化表达进入全球舆论场”。书作者对这些实践予以高度评价。但也要看到，这些策略仅仅是在全球数字空间中制造出了一些狭窄的“话语裂缝”，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传播领域的被动化地位。

书作者所谈到的，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的文化、平台、治理融合路径，采取策略性再编码和本土化叙事，开拓表达空间，带动国家形象输出，“以文化产品为载体，在国际传播生态中制造情感共振和价值吸附场”。这些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如书中所说，“要突破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仅靠讲好故事和文化输出远远不够，更需介入平台治理与议题设定，从根本上改变传播规则”。

书名：《反抗与重塑：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传播》

作者：吴笛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