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已故经济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天佑（1932-1988）的重要著作《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一书。这本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浪潮中，书作者在生命最后几年里以蓬勃的创作激情，所创作出的惊人作品。

这本书以汉武帝驾崩后，霍光秉政期间主持召开的盐铁会议为切口，细密探讨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早期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发展的变化，挖掘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的政治、思想基础，围绕西汉王朝前期和中期为适应国家战略而进行的经济政策实验，探讨了当时的盐铁官营政策背后国家商业资本的经济思想和理论。书作者大大超越了史学界——无论是当时的国内古代史学界，还是海外中国古代史学界——有关重农抑商政策与工商业发展、国家商业资本调控经济政策的激辩。

对秦亡教训的错误检视

西汉王朝奠基后，统治政策自然而然建基于对秦朝政策的反思检讨。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收拢分散在世袭政治贵族和军功新贵中的军事、经济资源，建立起一个尽可能高效的集权政府，并将过去秦国不同属地以游牧业为主的综合经济改造为单一的农业经济，这样一来，人口就被束缚在土地上，建构出一个尽可能不流动的社会体制。西汉批判者对秦朝体制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过度透支国力、民力，但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商鞅还是后来的韩非，其经济思想的局限性在于过分突出了农业，以及基于农业经济、户籍控制形成的社会体制的重要性，并且将工商业视为绝对的无用而有害。

从这个意义上讲，秦朝推行的政策才是重农抑商，并且因为急切地推行始皇帝想要实现的军事目标，从而征调徭役过多过急。这种情况下，秦朝一统全国，并未有效整合过去旧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的缺陷，在始皇帝驾崩后，就形成了巨大的离心力。

西汉王朝建立后，先是分封异姓诸侯王，还厚待旧六国王室后裔，之后大封刘姓宗室，还给予了军功贵族以丰厚的封赏，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按照周朝旧制，以吸取秦亡教训进行的尝试。不仅如此，如前述，西汉批判者认为秦亡的主要教训除了摒弃分封制，就是滥用民力，所以采取了无为而治。

《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书中指出，西汉王朝初年的轻徭薄赋政策实际上产生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地主阶级，当然随着政治秩序的稳定，西汉王朝的府库也日渐充盈，商品经济日渐发展，出现更为细密的社会经济分工。但这一切的背后，汉朝民众尤其是自耕农、佃农以及依附豪强地主的奴仆等阶层的负担并没有减轻。

与商争利，武帝经济改革

轻徭薄赋政策在文景时期其实就已经面临极大的张力。主要是汉王朝的北方地区长期面临匈奴骚扰，哪怕是被动防御，也要消耗大量的军备开销。而且受到长期滋扰的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的经营事实上也维系不下去，大量人口遭遇匈奴劫掠。武帝亲政后，全面反击匈奴，就变得不可避免。

大规模对外作战，与之同时武帝还在主导经营西南夷，出兵朝鲜半岛，这些对汉王朝的财政构成巨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武帝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包括增加口赋、出售爵位、币制改革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困难。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被任命为治粟都尉，成为武帝最得力的经济政策助手，进一步开辟财源，实行平准均输制度。

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为解决财政困难，武帝时期的汉王朝采取的政策不是增征人口税和土地税，而是兴修水利，推广铁器牛耕，挖掘农业经济潜力，并且对新获得的河西等地区采取屯田实边。另一方面，通过收拢分散的铸币权，发行品质较高的五铢钱，但也相当程度上滥发新增的货币，在稳定经济的同时，又攫取了豪强地主的财富。

更重要的举措当然是盐铁官营。这不仅使得汉王朝得以有效稳定获得足以支撑对外作战的财富收入，而且在政治上可以有效削弱以盐铁收入对抗汉朝中央政府的诸侯国。如书作者指出的那样，汉武帝的经济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国家商业资本的经济政策，以增加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困难为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以增加农业赋税负担为前提，而是让封建王朝与贵族地主、富商大贾进行利益再分配，剥夺对方的大部分利益。

很明显，汉武帝的经济政策，要确保国家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维持对外战略经营、战争，就要从富商大贾、贵族地主乃至诸侯国那里争利，这就客观上需要解除秦朝和汉初长期秉持的重农抑商政策。《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书作者指出，汉朝的三种经济思想流派，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都属于重农抑商派，而司马迁独树一帜，主张重农但不抑商；第三派则是桑弘羊为代表，实践和发挥了《管子·轻重篇》的经济理论。

重农抑商思想究竟局限在哪里

书作者指出，重农抑商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经济思想。重农抑商，核心就是以农为本、以粮为纲，如书作者所说，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有其合理性，但过度放大了这样一个“本”和“纲”。

这也是《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这本书最具新意，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近代以来最具思想光辉的观点。

书作者指出，农业与工商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确实存在对立性，但也可以相互转化和促进。重农抑商派主张农业经济固受四个不变：第一，庞大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变，由此推导出农民任何离开土地的行为都是不合法、违背圣人规训的，但随着人口增加，这实际上会降低农业生产率，降低农民生活水平。第二，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变。书作者指出，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农业生产技术，技术进步会促进农业发展，提高产量，还将不可避免围绕市场需求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这在重农抑商派看来都是不可容忍的离经叛道。第三，坚持简单劳动不变，第四，农民的低水平生活需求不变。重农抑商派甚至宣扬，当农民乃至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水平提高后，就会导致道德沦丧，所以反过来推导认为应当保持尽可能低的温饱水平，让人们安于清贫。

汉武帝驾崩后，幼帝继位，霍光秉政。客观上讲，汉武帝年间虽然没有将滥征田赋，但是戍边屯田以及抽调兵源对于民间经济社会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霍光召开盐铁会议，本质上就是要清算武帝年间的诸多改革政策，相当程度上恢复休养生息。

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光是不是重农抑商派，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支持了重农抑商派，也就是在盐铁会议上严词驳斥桑弘羊的贤良文学派。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等人解释了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并不仅仅是解决对匈奴作战而引起的财政困难的权宜之计，而应当成为专制王朝英具有的经济政策。而贤良文学派不正面回答专制王朝财政开销的必要性，而是专门瞅准政权干预经济必然导致腐败、低效等问题。书作者指出，贤良文学派宣称的王朝不干预经济，不与商争利，不切实际，而且废除盐铁官营，利益并不会回到民众手中，而是聚敛到豪强、诸侯、地主、富商手里。

事实上，桑弘羊等人虽然事实性地赢得了辩论，但因为与霍光的权力斗争失败，所以其政策主张最终被放弃了。贤良文学派主张的专制王朝只需要通过发展农业，向农民征税就能够满足开销的主张，最终被证明一方面加重农民负担，另一方面因为逐渐增高的农业税，导致大批农民不得不托庇于豪强地主，西汉王朝后期和东汉王朝事实上的税收基础，也就是自耕农的数量大大减少。这也是为什么西汉、东汉两个王朝后期，农民起义连绵不绝的根本原因。

书中还谈到了盐铁会议上的其他议题，比如发展商品经济是否会导致农业不振。贤良文学派大肆宣扬管控商品交换，认为贸易滋生贪婪，而桑弘羊等人则主张贸易不仅不会破坏农耕、女工，不会降低民众生活水平，而且还刺激了农业和手工业发展。

所评图书：

书名：《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

作者：谢天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出版日期：202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