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努力众所周知，历史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历史系副教授布琮任所著的《风雨山河：清季变局中的人物与社会》一书探讨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也就是“曾左李”这样一个并称的词组，如何形成，又如何经由历史语境的转变，不仅带来这三人的历史评价改变，而且还一并牵动了中国近代史的叙述方式甚至观念体系的更迭。

“曾左李”的叫法，在晚清和民初就基本固定。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相当程度上给清王朝创造了复兴的机会，而左宗棠在平定西北边疆的功劳不容抹煞，通常而言，李鸿章被视为晚清复兴的“后起者”。当然，也有说法是，“曾左李”称谓，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就已经出现，再加上胡林翼，就组成了所谓的四位平乱功臣。

曾左李三人在19世纪后期，竞相广开幕府，招揽开明人才，这一方面存在积极竞争，另一方面也事实性地构成一种合力，也就是迫使清王朝皇室不得不下放洋务新政的事务权。再加上张之洞、刘坤一等人，这些封疆大吏的努力不仅事实性地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格局，而且培养了大量睁眼看世界的新政人才，使得西方科学、民主的思想和知识体系加快涌入中国，为日后的革命客观上形成了人才基础和观念空间。

当然，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到了清末民初，“曾左李”称谓的名誉就变了味道，“一个丧权辱国的大时代，一种以颂扬为主的解读开始淡化殆尽，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带有民族色彩的激烈批评”。

《风雨山河：清季变局中的人物与社会》书中列举谈到，曾左李中的李鸿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亲自经办了大量丧权辱国的条约，更是被认为应当直接对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接受俄国贿赂签署密约等问题担负责任。邹容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国，将曾左李直接与晚清的庸俗庸糜挂钩，抨击晚清政治上毫无建树，认为曾左李之流入朝为官，不过是出卖国族、寻求发财、杀戮同胞的忠顺，认为将曾左李视为功臣的观念是奴性的表现。书作者写道，“邹氏的文字慷慨激昂，力度十足……借此争夺一种历史记忆的诠释权。在这种充满创伤裂痕、中国饱受欺凌的背景下，位高权重的‘曾左李’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章太炎也持相似的观点，并以此为据抨击对于清政府抱以不切实际幻想的康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还在报道中，直接将曾左李画成了不堪怪物。这些观念深切地影响了民国时期的人们对于曾左李三人，甚至晚清中兴名臣群体的看法。1928年《清史稿》刊行，曾同为晚清重臣的编著者赵尔巽也在相关人物传记的点评中，无奈地写下曾左李等人的风评不佳。

当然，到了20世纪后期，曾左李的历史评价开始一点点被扭转。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历史学者陆续出版了胡林翼、张之洞以及曾左李等晚清名臣的传记和研究性著作，很多人都认为应当更加公正地评价曾左李。而在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大众读者，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历史功过评价也趋于新的平衡。

甚至而言，曾左李各自所属的省份，都将他们作为本省最具标识性的人杰。这其实是新时期的地方振兴、城市振兴下，强化地域归属感、荣耀感的战略行为，借此可以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人才回流的实效，以先贤故事激活飘泊在异乡的本省人杰对于家乡的血脉印记，强化责任依托。

所评图书：

书名：《风雨山河：清季变局中的人物与社会》

作者：布琮任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