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大夫，也就是乡居的士大夫、乡绅。明代很多致仕的官员都曾描绘为自己的乡大夫生活，如陆树声所描绘的，“因浪迹俗间，徜徉自肆。遇山水佳处，四顾无人，则划然长啸，声振林谷。时或命小车，御野服，执麈尾，挟册从一二苍头出游近郊，入佛庐精舍徘徊忘去。对山翁野老隐流禅伯，班荆偶坐，谈尘外事，商略四时树艺，樵采服食之故”。

很显然，这是一种类似于现在的文艺青年追求的隐居生活，除了含饴弄孙，那就是品茗、书法、作画、出游、戏鱼、文玩、访友。

然而，这固然确实是明代一部分乡大夫的行为、生活选择。但士大夫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从童生、秀才，经过逐级考试选拔，最终有了科举、进士的功名跻身仕途，所以这与一般的返乡养老的人是不同的。按照传统的礼制，士大夫致仕后，仍有必要或者说义务来书写自己的德、言、功，要教化乡里，才配得上乡贤之祠。

所谓“居乡勿为乡愿，居官勿为鄙夫”，士大夫的立身，节操，都只有出于处而已。确实有相当数量的士大夫追求出则为名宦，处则为乡贤的梦想。

但从宋代到明代，文化在保守主义运动以后，道学真正意义上形成，以至于在知识人群体中开始细密地分化出较为纯粹的文人、道学家等群体，信念、追求、行为大相径庭。到了明代，知识人群体的分化更加剧烈，甚至因为明代洪武年间重新确立四民社会秩序，知识、经义被确定为维系职业运行的工具，因而分化出“新九流”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知识人更可能将读书的目的确立为“取功名”，即便如其中的道学家标榜的捍卫名教，但那更多的是名头而已。

士大夫是从读书人、知识人中经过层层选拔而产生的，又经过多年宦海沉浮，还有多少人真诚地致力于卫道、闻道？

事实上，在明代，无论是儒家经义，还是其他各种专业书籍，甚至包括各种通俗话本，都随着印书业的发达而广泛流传。通俗话本中灌注的也是儒家意识形态，以及混杂着道家和释家哲学理念。这意味着，掌握各种专业技能的识字人群，也就是农工商贾一类的知识人，未曾全身心耕耘科举，但也能掌握儒家学说的一些基本内容，甚至可以认为从中感悟到了儒家历代先贤的核心智慧。这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传统礼制，儒学教条，理学以及后来的心学法则，不再被垄断在一小部分群体之中，那些经过科举、仕途洗礼的优胜者，很可能相当程度地偏离了儒者的基本定义——儒者需要符合德行、学问、教化三重身份，但致仕的士大夫未必符合这项定义，反倒是城市和乡村的其他一些知识人在事实性地弘扬正道。

如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宝良所著的《斯文在兹：明代知识人画像》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经由明代的科举，读书人群体中出现了大量的不学无术，偏离斯文的个例，明代一些官员的奏疏、文章频频暴露出知识错误。在获得官爵以后，他们自动放弃了进一步治学，并且通过治学来修习德行的努力。

说回致仕的士大夫，有很多人保留着职级待遇，这也使得他们与地方官仍可以保持大体同等的交往。由于士大夫致仕后，继续保留自己的人脉网络，尤其是曾担任过内阁、六部重要官员的，大体如此。地方官很多情况下也会敦促乡居士大夫与朝廷保持联络，因为这有助于让朝廷关注到本地赈灾等需要。明代不少地方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许多商业市镇兴起，也出现了大量的科举商绅家族，这类家族占有的土地很多、关联的人口不少，所以地方官处理公务，很难做到完全绕开乡大夫。

这种密切来往，使得乡大夫事实上成为超然于地方官，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地方官的角色——一定存在那种严格按照礼制律令去监督地方官的乡大夫，但宦海沉浮的经历，再加上子弟、家族成员的利益需要，所以更频繁出现的情况是，乡大夫利用了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地方官搭建勾连。

“在乡士大夫的请托，其中事体，各有不同：或假请托而报私仇；或假请托颠倒是非，出入人罪，赚取酬谢。更有一等士大夫，表面上养高自重，不愿担负言事之责，只是对地方官颐指气使。”

书中列举了一些在明代以及后世备受推崇的士大夫乡居生活正面典范案例，这些人杜门静养，不谒公府；不治生产，善待邻里；关注地方，德被乡梓；约束子弟，保持儒雅。然而，正面案例，或者说善行多于劣行的乡大夫，应该说比较少见，以至于各种案例很容易地被计入地方志书的记载。清代史家赵翼在阅读官修《明史》时就发现，“乡官虐民”，乡居士大夫为恶乡里之事，非常普遍，比如强取豪夺他人、寺院财物，侵占他人良田作为坟地，夺取他人棺木，强迫他人之女为妾。书中指出，乡居士大夫，以及乡村豪强，基层官府的吏员勾结起来，欺公罔法，伤风败俗。

明代官员吕坤曾概括士大夫居乡的四宗罪：一是嘱咐公事，借此获利，二是侵占产业，接受投献，三是私放钱债，牟取红利，四是私设公堂，垄断乡曲。明代中期，江南各地的居乡士大夫就已经把持地方舆论，左右地方官考成，这意味着地方治理已经异化为这类乡大夫操控的格局。而明代后期因为自然灾害频率的增长，江南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民众陷入更加糟糕的生活无着，乡大夫在这种情况下却更加执意发国难财，动辄侵吞民众田地、房屋，强迫农民投献。至于私设公堂，这其实已经建构了一套与官府平行的丛林社会化的秩序，服务于士大夫家族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的子弟、家族成员甚至仆人都成为造孽作恶之辈，这也是晚明民变四起，义军一到，乡居士大夫及其子弟被血腥报复的根本原因。

所评图书：

书名：《斯文在兹：明代知识人画像》

作者：陈宝良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