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是多大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郑渝川 | 2026-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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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作为四川省会,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四川盆地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中心。古代水利工程改善了成都平原的灌溉,使得大多数年份的农业收成良好。而成都的政治地位,尤其是衔接关中、巴蜀、云贵与藏区的特殊枢纽位置,使得这座城市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成为权力经营的重要据点,并成为物资转运的重地。

以上两点才是成都闲适文化的产生基础。甚至而言,与成都纬度、地理条件相似的长江流域其他城市,却没有产生这样的闲适文化,就出于后一点原因。

当然,今天的人们所怀念的成都的茶馆、麻将、休闲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国时代成都的这些元素特征不恰当地美化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后,重庆开埠,并迅速成长为长江中上游地区除武汉外最重要的工业重镇和贸易节点。而在当时,整个四川的税收基础主要依托于自贡的盐税,再加上重庆等港口城市所可能贡献的费用摊派,成都相较于这之前在西部、四川的经济地位受到影响。

一些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喜欢宣称成都在民国时代几乎是自治状态,小市民各行各道,无拘无束,尤其是男性,沉迷于茶馆、麻将,而女人和孩子则乐滋滋地欣赏川剧以及其他表演把戏。当时的成都仅有成都县和华阳县两个规模不大的治理单位,公职人员很少,对于集市以及市民、农民的生活介入不深,所以这也被很大程度上勾勒为一种让文艺青年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向往的图景,也就是权力退到最末梢的位置,人民乐在其中。

但事实恐怕完全不是这样。四川在西部的政治地理体系中,具有绝对意义上的重要性,成都更是治蜀的关键。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幅减少,清廷耗费了100多年启动多省人口填充蜀地。而这些人口的来源主要来自的省份,恰恰跟白莲教等反清活动比较密集的地区重合。再加上“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历史教训,很难想象清政府以及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政府会放任成都这样一个省会,处于一种所谓的纯粹自治状态。如果说明清时期,政府在竭力打破“皇权不下县”的惯例和力量局限时尚面临困难,那么在一个省会,尤其是拥有长期频繁动荡、割据、叛乱危险的地区的省会,就必须全力投入控制。

这也意味着,哪怕在1895年重庆作为开埠城市高速崛起后,在整个四川、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成都,也依然会获得政府的高度重视,会给这座城市注入发展资源,并维系最根本的稳定。清廷以及后来的民国四川军阀政府从自贡征收的盐税,有相当一部分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成都。而这也是清末和民国时期那些有闲暇去光顾茶馆,并沉迷于麻将的成都男人,其个人和家庭拥有基本生计的奥秘。

《显微镜下的成都》书中谈到,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成都,贸易繁荣程度,城市的商贩、民间表演发达状况,以及井然有序的城市氛围,让外国人惊呼这几乎是中国最美的城市——“各种人物,诸如小贩、季节性雇工、江湖艺人等三教九流经常聚在桥头,把桥头作为他们的市场和表演舞台。一些桥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如东门大桥和东门外的九眼桥都是宋元或宋元之前的古迹。桥头、桥下的空地、沿河两岸经常有人们聚集,或作为交易市场,或作为娱乐场所。成都也有很多寺庙……庙前的空地是游方小贩和民间表演的场所,吸引了众多的围观者。”

在当时的成都,延续了街头月市,而街头甚至被居民当成日常的市场,由此自发形成了盐市、鱼市、陶瓷市、棉花市、牛市等专业市场。“市民们也喜欢在市场、空坝、街角、桥头以及庙前庙后等处找乐子”。

如前述,以微观史的角度去探测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成都,可以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相较于中国其他很多内陆城市的独特生命力和活力,还能去挖掘这种商贸繁盛背后的市民生活状态,由个案揭示一般。

这座城市的商绅和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增强了在地方治理中的话语权,但这是否能够丝滑地定义为同时期的成都商贸发达,以及西方理论和观念的舶来的结果?事实上,商人和文人在城市商业繁荣的背景下,财富力量和舆论主导权相较于官府的力量,分量上有一定改观。但具体到当时的成都,更重要的因素更可能是四川地方军阀的力量有限,很难垂直延伸到本想要实现的基层控制,军阀力量被用来抵御来自北京以及后来的南京的干预。

关于民国时期,成都等四川城市甚至乡村广布的茶馆,是否真的创造出一些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宣称的公共空间,这需要进行辨析。茶馆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打破贫富贵贱的界限,包容三教九流,但城市和郊区、农村的不同茶馆,本身也有一定的价格、服务对象定位,所以这本身也会制造区隔,因此不可夸大民国时期茶馆抹平阶级差异的功能。

而光顾茶馆,品茗甚至在此吸食鸦片的绝大部分对象都是男性,就像是今天在成都以及中国其他各地的男性聚会的各种方式,现场话题一定离不开国家大事以及城市公共问题。这种闲聊有其意义所在,也就是灌输国家意识以及城市居民共同体观念,就像是京剧以及其他地方戏剧总会不经意间灌输忠孝等传统价值理念那样。但民国时期四川各地的茶馆,不仅是喝茶和聊天的地点,如前述,还是吸食鸦片的地方,甚至还有一些茶馆提供特殊服务,国家大事、城市公共问题只是男人们谈天说地的议题之一,而且参与度和唤起行动的限度很低,大家更关注的问题显然是女人,以及其他更可能让男人都产生兴趣的话题。

换言之,民国时期的茶馆,之于当时的成都男性来说,就像是今天小年轻热衷的亚文化活动Cosplay一样,主要功能是情感慰藉,让自己获得闲适和逃避。过度夸大这种场所以及茶馆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功能呈现,是不客观也是不必要的。


所评图书:

书名:《显微镜下的成都》(修订珍藏本)

作者:王笛

编者:章颖莹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出版日期: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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