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法学和历史学教授塞缪尔·莫恩所著的《反对自己：冷战自由主义的困局》一书，篇幅很短，但意义重大。

20世纪中叶，以赛亚·伯林、卡尔·波普尔、汉娜·阿伦特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批判启蒙的浪潮，将战争、核危机、极权主义崛起等问题都归结于启蒙理想。这本书认为，这种书写极大地扭曲了自由主义的内核，造成一种冷战自由主义的变体，也就是罔顾社会进步、社会公正等基本价值，对于全球范围内20世纪中期到后期清算殖民主义遗产以及批判新帝国主义秩序都变得毫无兴趣——冷战自由主义走入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留个体自由。

全书在前言中谈到，冷战前的自由主义加入了至善论和进步论的承诺。这也使得大量的 自由主义者在欧洲推动二战后迅速建立起福利国家的框架，因此在他们看来，由此才可能比较现实地成就市场自由、思想和政治自由。

但冷战自由主义贬损了启蒙，将普世自由和平等的渴望视为镇压和暴力的托词。可以认为，仅仅是因为纳粹德国使用过平等、解放等词汇，所以冷战自由主义就高度过敏地将这些认为是可以导致极权政治的土壤。在冷战自由主义者的叙述中，民主化甚至也是可怕的，因为大众民主可以导致国家机器转向剥夺个人自由。

换言之，冷战自由主义基于对于魏玛共和国滑向纳粹德国的历史教训，以及苏联政治体制的展现，所以认为集体政治转型无论是什么名义，都可能是空想的、恐怖的，所以他们只想要独立于国家的个人自由。

二战后，具体而言就是冷战时期，在美国国内兴起民权解放运动，争取性别、种族平等。欧洲在福利国家议程中，进一步提出了对经济公平的谈论。而亚非拉国家则要求检讨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危害。但对于冷战自由主义者而言，这一切都意味着自由无处安身——国家将高度深入社会事务，干预经济，而穷人在自由和可以填报肚子的面包面前选择后者，则被他们谴责为无耻的背叛。

但现实麻烦，比如饥饿问题确实存在，经济不公平、贫富差距太大乃至更加制度性的压迫的现象面前，冷战自由主义其实无力解释这一切，正如书作者讽刺指出的那样，他们只好检视过去的自由主义者绝不屑的宗教律令，将现实问题定义为人的原罪、超自然的兽性的结果，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希望，直面罪过。

冷战自由主义最终催生出诱发二战后政治和经济成果震荡的两大后续运动，即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这两大体系最终导致华盛顿共识以及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在全球展开普遍干涉，并引发了后续的民粹主义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赛亚·伯林、卡尔·波普尔、汉娜·阿伦特以及哈耶克等，一手制造了产生特朗普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所评图书：

书名：《反对自己：冷战自由主义的困局》

作者：（美）塞缪尔·莫恩

译者：曹媛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