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天主教随欧洲传教士传入中国，经由明季清初的转折，顺治和康熙两朝对于天主教都抱持宽容开放的态度，但在18世纪初年，罗马教廷开始禁绝中国天主教徒尊孔祭祖，非议甚至贬低中国的礼仪。这让康熙帝感到十分不悦，开始下令禁止天主教的中国传播。

但在康熙在位期间，实际上中国各地仍有131处教堂。将严厉禁教政策执行到位的是在雍正朝。

雍正七年（1729），各省督抚按照皇帝谕旨将天主堂改为育婴堂、义学等，而建于康熙三十八年的杭州天主堂则改为天后宫。雍正八年（1730），浙江总督李卫安排将康熙三十八年曾参与过康熙帝南巡接驾的法国传教士德玛诺，礼送到澳门。

李卫撰写的《改杭州天主堂为天后宫碑记》，也因此成为清朝前期禁止天主教的重要文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再版了已故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王庆成（1928-2018）编著的《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一书。这本书初版于1997年，而今再版仍具有重要的阅读价值。

书中大量收入书作者在美英等国访问研究时，在访问地的图书馆等文献资料场所收集到的稀见清史文献史料。书作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细密的整理，按照经济贸易、地方行政、中外关系、宗教、军事、起义等多方面进行了专题分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同时兼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加上了书作者的考据和解读，书作者对文献原文抄录的同时，围绕事件、人物关系、历史背景等进行了深入挖掘。

《改杭州天主堂为天后宫碑记》对应的原碑已毁，书作者是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藏件获取复制件厚，呈现原文的。

李卫的这篇碑记，呈现出相当强的论证功底。因为杭州天主堂曾经迎驾过康熙帝，所以要推动其改易，就必须否认这个合法性，为此李卫给出的解释是“西洋人之居武林者，圣祖仁皇帝曾有白金二百两之赐，此不过念其远来而抚恤之，彼遂建堂于此而颜其额曰敕建。夫曰敕建，必奉特旨建造，今以曾受赐金遂冒窃敕建之名，内外臣工受白金之赐者多矣，以之筑室，遂可称赐第乎。干国宪而冒王章，莫此为甚，他复何可胜道耶！”也就是说，欧洲传教士将康熙赏赐、体恤的费用用来建造天主堂，本就是冒用敕建之名。

碑记中，李卫发出了一连串质问，首先就是罗马教廷不许中国教徒祭祀祖宗父母，并宣称是天主主持“风雨露雷阴阳寒暑”的自然缘故，那么“天主之前”，就没有“阴阳寒暑风雨露雷”吗？还是说存在别的至高神在掌控着这一切。李卫显然对于欧洲诸国的国情也有了解，发出诘问，“西洋之俗亦有君臣，有兄弟朋友，且生生而不绝”，为什么教廷只禁止中国教徒祭祀祖宗父母，而没把欧洲各国的君臣父子关系都给废除了。李卫这个诘问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其实不了解中世纪不同时期和近代教廷与欧洲不同国家的关系演变，否则很可能会进一步从罗马教宗是如何产生，教宗和教廷权力是如何通过给覆灭了罗马帝国的异族君主加冕而得到增强这方面提问的。

当然，《改杭州天主堂为天后宫碑记》文中，李卫的论证逻辑，也确实加入了大量的过度猜度，一些理由说到底还是论证滑坡的体现，比如将传教士传播教义，与传教过程中用医术服务百姓、用西方科学和数学帮助测算历法等都阴谋化为对方阴谋的一部分，甚至将周公、诸葛亮时期的中国古代科技，与17世纪英国等欧洲国家科学革命的成果直接比对，认为后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笔者看来，《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这本书，收入的文献史料以及书作者为此提供的解读，可谓亮点诸多。比如书作者在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抄录藏本《谕示抄录》一册，收入了数十篇顺治、康熙年间清代基层官府的田政、开荒、招抚流民以及打击治安犯罪、解决民生困难等方面的内容。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清代初年，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和经济秩序，从顺治到康熙都将田政、开荒等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也因此在各地诱发了一种典型的道德风险，也就是基层官府、地主合谋虚报，虽然因此获得政绩，但必然意味着民众田赋负担加重。对此，清代巡抚作为省级官员，对于基层的猫腻操作显然十分清楚。

又如，在这本书收入的有涉中外关系的部分，“曾侯致英夷使臣威妥玛书”原文及其考释尤为值得一读。这抄录自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被认为是同治朝重臣曾国藩给时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的威妥玛书写的回信。威妥玛以及时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当时向清政府总理衙门致信，要求清政府加快落实已定条约，按约办事，否则威胁会动兵；甚至进一步威胁要求清政府加快开放由英国主导的铁路、电线、开矿建设，否则中华天下不能一统自主。

值得一提的是，在曾国藩全集中，这份信则没有收入。书作者耐心解读了这份回信，认为这并非曾国藩原文书写，而是当时假托曾国藩的名字，代表了当时中国部分士大夫对于外国通商和传教主张的态度，文中一些细节与曾国藩的行文方式，以及其生命晚年的态度存在巨大出入。

书名：《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

编著：王庆成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