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魏晋时期的文化，历史和文化研究者给出的标准定义是，张扬个性、崇尚自然。很多人言及此，也会不自觉地想起竹林七贤等狂放、狂狷之辈。

这里所说的狂放和狂狷显然有着巨大的无奈。汉代武帝确立了儒学的崇高地位，但这也不免使得儒学加入了道家、阴阳家等其他学派的一些具体理念和方法，人们从经义经典中寻找对照现实的玄幻密码，辨识自然现象中所可能被解读出重大政治寓意的异象。这最终使得汉帝国无法垄断有关政治合法性确立和转移的现象解释，前有王莽，后有曹操，分别基于礼教道德的逻辑，以及现实功业的逻辑，希望推翻汉帝国的上述解释权。

由于东汉建立，出人意料地顺利，光武帝又相对仁厚地善待了大多数功臣和降将。东汉更接近于皇家与知识世族共治。

东汉中后期，皇帝寿命很短，一些找不到可以继位的子嗣，一些甚至根本活不到可以繁衍子嗣的年纪，这使得血脉关系较近的皇室宗亲得以有机会获得候任皇帝的选拔——从而不得不更加依赖母族外戚，以及宫廷宦官。皇家与知识世族共治，只是一种默契，双方的权力划分以及边界没有规则。在皇帝更换频繁甚至是经常出现幼帝继位，大权沦为外戚和宦官掌控的情况下，知识世族对此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外戚和宦官专权，从根本上而言其实就是皇帝必须获得可信赖的臂助，否则无法掌控世家背景的文官和武将。

到了三国时期，再到两晋，战争和社会动乱不变。曹魏篡汉，司马篡魏，而在孙吴，从孙权晚年到孙皓亡国，党争不断。而儒家经义在维系改朝换代下的道德和人性方面似乎变得毫无意义。

曹魏篡汉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大量士人心灰意冷，转而从道家和传入中土的佛教吸取精神养分的现象。曹魏统治晚期，司马氏秉政推行的恐怖政治下，个性张扬其实更多意义上成为了一种软弱、回避型的反抗。

文艺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在《六经智慧：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一书中探讨了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狂狷思想的由来和沿革。孔子对狂狷给予了标准定义“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也就是说，“狂”具有超前性，急促燥进，而“狷”是知止。

书作者认为，孔子发掘出狂狷二者的共同点，即不拘泥现状，赋予了正面含义。在孔子之前的古典典籍中，狂通常被解读为负面。甚至而言，孔子还将“狂”、“狷”、中行、乡愿四种品格进行了对照，认为“乡愿”才是“德之贼也”。

孔子小心阐释了“狂”，希望“狂”有法度，有分寸，需要有其他的德性与之配合。他反对“狂而不直”，为此制造出一个“狂而直”的形象“楚狂”。而对于“狂而肆”，也就是恣意直说乃至乱说，行为上放荡不羁，孔子也不敢恭维。换言之，孔子界定的狂，是一种接受道德限制，但展现独立精神、追求独立见解的人，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古代的士大夫精神的基本内核。

书作者举例谈到，汉成帝时期怒而折槛的朱云，就是留名青史的狂直之臣。三国时期，孙吴阵营中颇受孔融等大儒赞赏的虞翻，也符合狂而直的概念。

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如前述，士人吸收了道家崇尚自然的观念，追求无约束的放任，甚至陷入了裸露癖和裸露狂。《晋书》记载贵族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盖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国之萌也。其后遂有二胡之乱，此又失之在狂野”。也就是说，后世的正统史家认为魏晋时期的贵族子弟放浪形骸，直接成为了引发天下大乱、异族入侵中原的源头。实际上，古希腊城邦生活晚期，以及古罗马帝国后期，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显著堕落与腐化现象，并同样被解读为文明倾覆的关键。

书作者考证大量史籍指出，魏晋时的风气，除了贵族子弟，甚至士人官宦中都出现了相当普遍的现象，这其实就是孔子曾经抨击过的“狂而荡”。

一些研究者提出，魏晋的风尚实际上是因为王弼、何晏二人对于老庄哲学的解读。他们强调“性任达”、“性放为达”。而王衍和“竹林七贤”则展现出显著的文采和异行。实际上，后者更为显著地展现出曹魏后期，司马氏推行恐怖政治下人人自危的回避心态。以嵇康为例，书作者就认为其不止于佯狂和诞狂，也是清醒之狂和美骏之狂。这产生出中国文化精神的持续影响，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就可以理解为是从“竹林”到“田园”的回归。

也就是说，待到西晋的统治崩溃，偏安南方的东晋，皇帝被迫与世家门阀共治。皇帝已经无力再延续曹魏晚期和西晋初年推崇忠孝，用名教来驯服政治上反抗力量的政策路线。世族门阀重新主导了几乎所有的世俗权力，贵族子弟可以更加安全地享受放浪形骸的生活状态，而文人走出了名教与自然的撕裂纠缠，可以从田园中找到安身立命的空间；还可以从更加体系化的道教，以及中土化的佛教中寻找价值信念。

这种情况下，狂作为文化精神，开始重新相对健康地呈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从东晋到南朝结束，迁徙到中国南方的北方世族大家，大量子弟以及寒门子弟共同致力于哲学思辨、史学著述、书法绘画。梁武帝崇佛，却能安然接受与反佛者范缜的思想辩论。

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张扬个性、崇尚自然，就从这个时期前期的牵强、矫饰、回避心理下的初级阶段，艰难过渡到了后期的从容、兼容、并蓄。如书作者所说，这也成为这之后盛唐之狂的精神基石。不光是诗仙李白创作过大量诠释了狂的诗歌，而且就连谨慎小心的诗圣杜甫也写过“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这种精神，这种情怀，哪怕到了中晚唐，在党争不已的环境下，仍然涌现出韩愈等颇负狂名的代表。

书名：《六经智慧：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

作者：刘梦溪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