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政府在全力抵抗的同时，不得不以空间换时间，开启了大规模的大撤退，将政府、工厂、企业、学校、文物以及相当数量的宝贵人力资源内迁到西南腹地。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轰炸天津、南京时，已经明确选择南开大学、中央大学等非军事目标。最初中国政府和媒体还在抗议，要求对方不得误炸。但日方其实就是明确要摧毁中国的士气，要营造恐慌，以此来逼迫投降。

事实上，不同于古代的一些游牧部族和军事集团在攻打定居文明的城市，因为对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功能缺乏了解所导致的摧毁，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其实一直就努力在劫掠和清除中国的文物场所、出版机构和学校，这是真正意义上要让中国亡国灭种彻底陨灭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国文化在1000多年时间里滋养了日本，日本不仅不知回馈，而且还有鸠占鹊巢，行李代桃僵之事的险恶用心。日本近代引进和学习了西方科学文化，对于大学机构推动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性完全清楚，所以其行动所指就很明确了。

在1937年7月以后，国内舆论却出现了一种大学关门论的声音。一些人认为抗战即起，大学生读书没有意义，毕业就是失业，学生在校期间还可能被炸弹炸死，更认为许多大学会占用国家经费。幸而当时的民国国民政府还是比较清楚地驳斥了这种论调，不仅部署和落实大学西迁，而且还强调战时的大学非但要维持，更要扩张着，好好的办。

另一种声音就是主张当时的中国大学，应当服务于国防和战时，尽可能变成战时技术培训学校。对于这种呼吁，民国国民政府也没有予以采纳。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没有沦落成为战时培训班。而且从1936年到1945年，国内高校数量从108所增加为了145所。

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陈平原所著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增订版）一书。这本书初版在2015年推出，获得了积极的社会反响。书中比较详实地介绍了中国大学抗战期间如何完成初期艰苦卓绝的内迁，又是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坚持办学，从而营造出一连串具象化的图景，让人心生向往，仿佛能够通过书中记述亲眼见证中国学人如何完成看似不可思议的数千里长途跋涉，又如何完整地经历八年患难，以团团的报国强国信念实现凝聚，并充分发挥出知识分子群体才能，为国家培养出高水平人才。

书中通过对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十所国立大学的校史材料的整理，叙述了这些院校的西迁过程。西迁后的中国大学，也几乎日复一日地面临日军飞机的轰炸，比如1939年10月13日，日机就集中轰炸西南联大，意欲从根本上毁灭了这个学校，校舍、师生财物损失一空，但次日，学校正常上课，教授们露宿了一夜后仍旧讲书，学生在下课后再去废墟找回自己的物品。联大各部职员就在露天积土的房子里办公。

浙江大学等院校，因战况等因素多次迁徙。过程中还在不断被轰炸，但哪怕迁徙途中，这些院校都没有停课。书中谈到，136年到1949年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带领浙大西迁，渡过重重难关，赢得国内外学界的一致赞扬，显现了其坚强意志和领导才能。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大学西迁到云南澄江后，学生们一度很不习惯当地，因为当地卫生条件差，沙尘多，民众起床晚、不洗澡、不洗脸，还不守时，生活习惯差。但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炼，“广东的青年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全貌，省籍的隔阂慢慢消除，那种过分夸大的广东精神，也受矫正。中山大学和其他的大学，如西南联大相形之下，自卑的人可以增高了自信，夸张的人不由不减低了他的夜郎自大观念。”

正如书作者所说，战时中国大学的内迁，不是个人逃难，而是集体行动，一路上弦歌不辍；在教学上，按照长远打算，不是应急，着眼于战后的建国大业，从而确保了培养质量，这也使得当时的大学培养出的人才相较而言，颇为沉稳，也能够沉得下心去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上通过师生密切互动，大师引导下学生按照研究方向深潜其中，从而真正意义上能够培养有思想、有情怀的大学者。

如前述，更为重要的影响恐怕在于，“因大学西迁而见识中国的辽阔和贫困，于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

书名：《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增订版）

作者：陈平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