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漕运就一直处于集权政治的控制下。但明清两代都出现了王朝运行时间稍久，漕运管理松弛，而土地兼并和商业化、城镇化浪潮加速了人口流动，民间宗教力量因而大量渗入漕运行业。这导致了水手罗教、水手行帮、早期请帮等民间秘密组织的出现。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琦所著的《漕运与中国社会》书中就谈到，明代正德初年，山东即墨人罗清创建了罗教，以佛教教义为主，吸收了道教、儒教以及其他民间信仰的成本，也归于白莲教。罗清死后，罗教又分裂为无为教和大乘教。

罗教在明末南传苏州、杭州等地，主要渗透对象就是漕运水手。如书中所谈到的那样，水手皈依罗教，主要是寻求精神上的安托，以及通过协作联合而寻求自保互助。明末的漕运积弊严重，各级官吏层层盘剥，浮收勒折，中饱私囊，这让江浙农民视漕运为畏途，但山东、河南农民因为地瘠民贫，因而大量流民涌入这一行当，并成为罗教的成员基础。

清王朝是在雍正初年才发现罗教如此紧密地渗透到漕运行业。但无论是雍正帝本人，还是其心腹爱将、出镇浙江的大臣李卫，对于处置罗教水手则显得相对宽容，生怕激起民变。而乾隆年间，则升级了对罗教的处置严酷程度。罗教庵堂被一概摧毁，这使得罗教最终只能朝着地下组织的方向发展。书作者介绍谈到，在官府的查禁下，漕运水手组织从陆地上转移到了水上，从以庵堂为活动中心转向以堂船为活动中心，仪式感变得更强：各帮有老堂船，堂船悬挂罗祖画像，公派一人掌管香火以及帮派用钱账目，称为当家，帮规、入帮仪式相当严密。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对于地方的控制渐渐失控，这种情况下，罗教作为帮派扩散得更加普遍，如书中所说，这样的水手行帮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宗法色彩浓郁。而帮派的生存命脉就是要通过漕船贩私，并发挥类似于工会集体谈判的方式，与官府博弈以期提高工价。

但在道光、咸丰年间，朝廷开始议行海运并试办成功，最终全面废止漕运，大量的失业水手、纤夫失业后走上了不同道路，其中一些加入义军，有些则聚集到苏北的两淮盐场，最终开始组织成为青帮。

青帮不同于罗教及其演变的行帮，虽然保留了后者的许多组织形式，但从事的行业已经彻底非法化，涵盖了贩私、劫掠、包赌、贩卖人口，几乎无恶不作。当然，书中也谈到，清末确实也有少数的青帮首领和成员在革命党人的感召下，自觉参加了抗清斗争，但更多人其实始终是社会的毒瘤，是不折不扣的寄生集团，甚至投靠侵略者，加剧对民众的盘剥。这些年来一些影视剧作品和文学作品试图美化青帮的政治和社会作用，将之混同于民间宗教或商业团体。

《漕运与中国社会》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漕运在政治、军事、贸易经济、农业经济、科技发展和文化发展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概括起来，漕运的产生主要是为了解决集权政治统治腹地的物力供养不足的问题，通过经常性、大规模的跨地区征调，从而解决问题，并实现对各地严密、有效的控制和统一调配。

事实上，在中国秦汉时期漕运体系化发展的同时期，古罗马在不断开疆扩土过程中，也通过类似于漕运的方式来完成对各行省、各地方的控制。

还要看到，漕运确保一个大一统国家可以充分调动国内的物质资源和军事动员元素，在抵御外敌入侵方面可以起到积极预防。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长期面临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威胁，为此必须建立起有效防御体系，驻守重兵——如果说兵员尚且可以通过边疆省份部分招募，其他部分则可以通过强制安置罪犯家属，以及以物质待遇吸引内陆省份过剩人口等方式予以补足，但兵粮就不得不通过长期化的跨地区调运来解决。固然，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对河西走廊等地区开展屯田，降低边疆军事地带对内陆地区的粮食依赖，但仍然无法彻底解决缺粮问题。漕运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决定中原王朝能否有效存续的关键。

书中还探讨了漕运在王朝赈济灾荒，降低社会不稳定挑战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书名：《漕运与中国社会》

作者：吴琦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