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时，美国和欧洲的观察家一度乐观地研判欧洲联合即将加快实现。这一预言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现实，但欧洲国家的联合并未如愿成为整合、凝聚的结果，相反民族主义不受阻遏地在过去在苏联羽翼下，而在冷战后加入西方阵营的中东欧国家涌现，也在资本主义大本营南欧、西欧勃兴。极右翼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已经在其中一些国家登堂入室。

这其实是欧洲左翼第二次面临民族问题的重大挑战。法国历史学家、鲁昂-诺曼底大学当代史教授让-努马·迪康热在其所著的《国家的回响》书中指出，在德国和德语区的左翼从19世纪6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潮流，让统治阶级感到害怕。

在当时那段时期，德国和奥地利两个帝国，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德奥均参与了对波兰的瓜分，德国的统一正是因为打败了法国并夺取了对方的领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党就同时面临解释自己具备对本国人民的认同，实现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还有就是超越国界以外各国工人和人民之间的团结等问题的压力。

如书中所谈到的，1848年革命其实同时涉及到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当时的民主人士普遍支持大德意志解决方案，这很好解释，哈布斯堡皇室不可能维系到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实现，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终结被认为是必要而紧迫的。但德意志的保守派——无论是普鲁士的，还是奥地利的，都表示反对，大德意志很可能意味着匈牙利和斯拉夫属地被剥离，并投入俄国的怀抱。众所周知，沙皇体制看上去比哈布斯堡还要腐朽和反动。

19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行动在德意志地区相对踊跃，这些组织必须解答对于德国统一的看法，而这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比较清楚地为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许多疑难给出答案。如书作者所谈到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本希望资本主义能够替代社会主义先行解决民族问题，就像是当时美国所做的那样，而且二人似乎一直有着很强的国际主义立场，还处于流亡状态。

而那些活跃在德意志各地的工人政党、社会组织的政治代表，就无法绕开上述问题。当然，一些政党和组织宣称，如果社会主义改造或者革命完成，社会民主原则实施，民族问题将自行解决——20世纪后期的东欧和苏联政治实践表明，这一论断显然是不正确的。苏联与其说是落败于美国之手，倒不如说是在民族问题上栽了大跟斗。

不少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基于事后之明指出，19世纪60年代的奥地利其实并不愿意推动德国统一，理由无非是危及哈布斯堡皇室权力结构中的多民族板块稳定；而普鲁士想要实现的统一，必须排除奥地利，否则一旦实现，德国的政治结构就会变成一个大号版的哈布斯堡，孱弱不堪——这似乎是20世纪晚期以来欧盟的某种情景预演。但在当时，人们对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各自的意图其实并没有完全清楚地掌握。

普鲁士出人意料地快速击溃法国，继而在凡尔赛就宣布了德国统一。普鲁士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巴黎工人沿袭1848年的光荣，展开了激烈的公社实验。德国一些小型工人组织对之进行了声援，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声援和支持的广泛性要远逊于1848年革命期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清楚地意识到，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在德国，而非法国。他们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首先需要在一国加强工人力量，让有利于工人实现权益和各方面保障的议程进入已经变得空前强大的统一德国。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承认了统一德国。

19世纪70年代到一战爆发之前的几十年里，国际主义浪潮时而在欧洲袭来，社会民主运动经常跨越国界得到声援，而德国、奥地利、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也共同致力于打击左翼的政治实验。

要让社会民主主义乃至左翼的其他议题都得到民众的支持，就必须深入民众，而要深入民众，就难以绕越当时在欧洲各地普遍引发聚焦的命题，那就是民族自决权。无论是奥地利、德国，甚至俄国，多民族现实都使得左翼政治人物必须选择某种立场。

这也意味着欧洲各地的社会主义组织尤其是正式政党之间，最终将不可避免出现民族间的公开竞争——两个国家之间的工人组织相互声援，是可能的，但如果两个国家尤其是具体产业的企业存在竞争，两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对立，那么国际主义情怀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对立，就会瞬间分化工人组织。还有，在俄国、德国、奥地利等国，民族关系依旧十分敏感。

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期间，二人拥有的巨大权威性使得国际工人组织能够比较清楚地表达支持波兰复国这样的正义立场。但在恩格斯去世后，考茨基等人事实上就没有那样的权威性。这也让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看到了机会。奥地利曾强行颁布法令，要求在波西米亚工作的公务员说捷克语和德语双语，这让奥地利国内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倍感纠结——双语对于提高奥地利国内各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协作水平，意义重大，但对于波西米亚的民众而言，确实是奥地利的德意志本位思想在作祟。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超越民族的思想，并不反对通过语言来加快民族同化的进程和政策——恩格斯甚至多次将欧洲许多民族定义为无历史、在编造历史的文化群体。最终，奥地利国内分出了奥地利本土以及匈牙利不同的社会民主党，波西米亚等地区的代表也希望建立自己的政党而不是加入前者。

书中谈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曾强调，当地民族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换言之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多民族的概念就不会产生。书中指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接纳社会主义的很多原则，但很容易用民族主义来挟裹天然具有国际主义的工人。鲍尔正确地推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社会主义要承认和尊重民族，但必须致力于反对民族主义。

事实上，往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代表，无论是罗莎·卢森堡、列宁、斯大林，都曾经发表过大量反对民族主义——斯大林在1941年6月22日不仅是这样相信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但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因为战局面临巨大被动，而乌克兰地区更是几乎大面积倒戈投向纳粹德军，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开始停止对民族主义的谴责，转而将俄国历史上的知名沙皇和将军都奉为民族英雄。这种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感召，成功地调动了民间热情，使得人民情愿承受战争破坏、牺牲和苦难，但也不可避免对于苏联的政治稳定和统一构成了致命腐蚀——苏联的建构概念本质上就是超越民族的，本就是进取型的国际主义体系。

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克拉拉·蔡特金在1907年发明出一种概念，那就是强调“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爱国主义是反动的……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革命的……它的任务是打破祖国身陷于其中的有害的、不光彩的阶级统治枷锁。在资产阶级秩序的废墟之外，等待无产阶级的是自由祖国”。这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但是正如书作者所介绍谈到的，当时的社会主义政党甚至大规模地复兴19世纪上半叶的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的保护主义——要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系统化地抨击过李斯特的构想。

当左翼政党拥抱保护主义政纲，这实质上就是接纳了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竞争的那种逻辑，并远离1848年革命的观念。更危险的是，这些左翼政党中的代表，将思维首先放在本国资本家、实业家和贵族以及民众具有共同利益的立场出发，甚至会滑入比民族主义还要狭隘的种族主义，比如不去致力于打破和反对反犹主义，而是接纳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以剥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土地权益为代价，支持犹太人离开欧洲一些国家去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

一战结束后，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很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于民族问题的看法，提出“民族-大众”概念，也就是，工人运动必须抓住民族运动，成为了最后的捍卫者和继承者，防止被长久边缘化。而在二战后，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发明出的“人民历史”，概括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撰写的历史作品是如何有意或无意纳入民族框架进行思考与表述的。

书名：《国家的回响》

作者：（法）让-努马·迪康热

译者：刘敏达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