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版的《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一书，基于严谨的史料叙述，采用说故事的方法，通过对五代、两宋9个典型人物在时代浪潮中的把握、争取和挣扎的叙述，阐释了中国中国政治制度环境和观念环境在几百年内的剧烈转变。

书中涉及的9个人物主要包括后唐明宗李嗣源的淑妃王氏，宋太祖赵匡胤，宋真宗皇后刘娥，神宗时期的改革家王安石，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以及韩世忠、辛弃疾和宋慈。

这些人物的共同特征其实在于，身不由己。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当初黄袍加身的过程，其实必然包括其本人与利益小集团的谋划，但同时也是禁军拥戴的结果。这种拥戴，也可以理解为政治绑架，如果被拥戴者真的坚决抗拒，其实难逃刀斧加身的结局。

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意味着传统的世俗权力权威周天子，及其代表的德治政治伦理整体走向崩盘。而秦二世而亡，则说明了民间反抗力量可以轻易击溃哪怕看上去很强大的王朝。正是因为此，汉代的前几任皇帝其实都在想办法重建和强化君主的无上权威，正如书作者所说，采用了秦代的官僚制、法律，再加上儒学、正统论、宇宙天象学、礼仪、法家权术。

当然，这类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皇帝权威既可以被建构，也可以被解构，东汉中后期随着世家垄断知识权力和官员推举空间，皇帝收拢权力的所有行为都被解释为昏庸无道。明代中后期也再次呈现了这一过程。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纷乱，唐代一度再度重建皇帝权威，但安史之乱后，河北和中原地区出现了100多年来的藩镇割据。唐末和五代，兵马强则意味着将领可以翻身做主人，而这种主人毫无疑问更准确的定位是代理人，手下的兵马对代理人看得顺眼就多支持一些，看不顺眼就干脆换一个人来支持。

后周皇帝柴荣英年早逝，这留下了巨大的政治权力空档。如果柴荣不死，他推行的很多致力于削减藩镇权威，推动军队从部将私兵、藩镇养兵朝着国家兵马的方向发展的政策，包括重文轻武等，肯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效果可能要比后来赵匡胤、赵光义两兄弟主持的要好。但历史没有给假设留下空间，骄兵悍将对柴荣忍耐到了极限，他们需要一个代理人夺取后周的江山。

赵匡胤想要做皇帝，他必须利用骄兵悍将，但他也有自己的坚持，必须要求参与政变者不得洗劫都城，要善待后周皇室。而且，书作者谈到了，在陈桥兵变后，赵匡胤返回都城一路上，遭遇了规模不大的几次抵抗，为此多次绕路，不忍激起过大的冲突。这其实就是在进行一种抗争。虽然他篡位后不可避免要处置柴荣的几个儿子，使得这几个孩子非正常死亡，但是对于后周臣属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宽待，没有进行过于剧烈的政治清洗。再加上杯酒释兵权来分化带兵将领的权柄，赵匡胤为结束唐末五代那种野蛮化的政治更替尽到了自己的努力。

当然，赵匡胤创造一种政治神话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遗留了负面影响。《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这本书在谈到王安石变法时面临的时局时说，北宋中后期冗官、冗兵太多，实际上是“体制拿出空间、资源来吸收和驯化那些有一定能力和社会资源，又对政权有潜在威胁的人”，官衙人浮于事、军队战斗力低下是必然代价。

书作者看到了宋朝皇帝及其核心阁僚在构建重文轻武体制时的“防止造反”用意。但必须指出的是，北宋以及后来的南宋实际上构建上述体制的考量还有更进一步的深意。

如前述，两汉时期，世家贵族实际上是帮助构建皇帝世俗以及类似神权权威的助手，而世家势大则直接限制着皇权进一步走向专制独裁。两晋和南朝时期的君主，事实上只能接受与世家共治的命运。哪怕是隋唐出现了科举制度，但凭借知识优势占据科举渠道的仍然是世家大族的子弟——唐末战乱则从根本上摧毁了许多传续了接近千年的世家。这有利于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皇权专制。

然而，命运就是如此带有讽刺性。赵匡胤通过骄兵悍将运作政变起家，但又必须打破这种暴力夺取政权的政治游戏循环，所以不得不借助主要由寒门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组成的新型士大夫群体的力量，通过构建重文轻武，让武夫不能像过去几百年里的那样，将皇权和皇帝当成玩物。所以，冗官、冗员、冗兵，行政效率低下等，其实都是不可避免的代价。王安石和宋神宗在启动改革时面临的局面，其实可以认为是赵匡胤、赵光义两兄弟当初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一个效率低下、军功不佳的王朝，也要比武夫当道、动辄兴兵作乱的王朝要好。

王安石改革之所以最终走向失败，是因为他面临的是一个体制性、阶层性的利益集团反扑，而不是制度设计真的存在太大问题。经济学家往往喜欢谈论人为设计的政策，无法凌驾于市场规律之上，但人类文明史以来，实际上市场运行从来就是在不同的人为政策下实现的，没有政府，没有暴力机器，没有市场监管，市场一天都不可能维持下去。王安石改革的很多政策内容，说到底并没有超出秦汉以来历代经济政策的介入限度。

王安石改革另一个失败原因则在于，他希望打破的利益结构，本身是组建宋王朝权力机制的基石，而宋代皇帝的权力天然存在分散化、缺乏乾纲独断的道德基础的缺陷。事实上，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出现了干预程度远远超过王安石变法内容的政策，而这些时期出现的科举-商绅-地主三合一的家族，选择对抗或服从，主要是看皇权运行是否顺畅，而不是政策本身是否合理——明代后期，江南士绅坚决反对皇帝增加其实份额并不算太高的税收，坐视王朝继续向已经连年灾害而无力支撑的中原地区征税，激发民变，最终导致王朝倾覆；而到了清代，无论是顺治、雍正，还是素以宽仁闻名的康熙年间，江南地区的税收负担其实远远超过明末，但江南士绅却选择了服从。

书名：《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

作者：周琳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出版日期：202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