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外戚干政出现在战国后期的秦国。正如最新再版的《外戚与皇权：中国古代外戚政治》一书所谈到的那样，秦国地处西陲，与异族长期相处，虽然积极引进中原的生产工具、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制度，但对于周、鲁的宗法制和世代专权的公族制度颇为贬斥。

这带来了一好一坏两个结果。先说好处。秦国因为不存在公族势力与世代公卿制度，所以为外族、疏族、底层人才进入统治集团创造了可能。书作者举例谈到，从秦惠文王到秦始皇，掌握大权的丞相有张仪、甘茂、向寿、田文、楼缓一直到昌平君、冯去疾、李斯等，基本都是外族或疏族人士，没有公室贵族。相较之下，其他诸侯国的变法往往哪怕有君主的竭力推动，但受到公族、公卿竭力阻挠，所以运转艰难。

但秦国的这种传统也有不利影响。因为没有公族、公卿制度的限制，君主权力更难受到合理的限制。

《外戚与皇权：中国古代外戚政治》这本书认为，商鞅变法成功后，秦国引入大量的外族、疏族人才，富国强兵。而在这个过程中，以官僚和君王外亲一身二任的外戚登场。

魏冉，芈姓，楚国人，秦昭襄王母宣太后弟。魏冉早期在秦武王时期就在秦国军中任职，当秦武王猝死后，为帮助昭襄王夺位，魏冉与姐姐宣太后密切合作，并诛杀了对昭襄王地位构成威胁的宗室成员，甚至放逐了秦武王的王后。此后，魏冉多次拜相，并屡屡统军进攻韩赵魏，为秦国扩大了疆域。昭襄王四十一年，范雎通过建言上书，最终使得君主免掉了魏冉相位。

对此，《外戚与皇权：中国古代外戚政治》书作者认为，魏冉以舅氏侍从于秦，为昭襄王夺位、稳固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最终一览军政大权，任职时间很长，权力非常集中。但范雎寥寥几句，就使得其失宠罢归封地，“其富贵尊荣顷刻之间便烟消云散”。书作者认为，“突出地反映了外戚政治对皇权的依附性和权力的脆弱性、不稳固性”。

实际上，宣太后听政期间，形同真正的君主，而昭襄王只不过是个太子。魏冉在秦国取得的地位，并不能简单意义上依托于裙带关系，而是不断兴兵扩大秦国在中原的立足之地，蚕食三晋的生存空间。魏冉被突兀地罢免相位，连同楚系外戚悉数被清除出秦国朝堂，这标志着秦国王权统一、君主专制权威的增强，但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王权以及后来的皇权过度集中，实际上使得君王本人更可能被阉宦操控。秦王嬴政亲政后，继续清洗宗室、母系和妻系外戚，带来的结果就是他在出巡过程中驾崩后，赵高和李斯轻而易举地控制了朝堂，废除了公认的法定继承人扶苏并迫使其自杀，扶持了毫无声望和能力的傀儡胡亥上位。

另一方面，魏冉作为功勋外戚，或者功勋重臣被清洗的经历，加剧了后世历朝外戚行事的短期化。

这其实也是《外戚与皇权：中国古代外戚政治》这本书的一大亮点。魏冉，以及后来汉武帝时期卫系外戚的遭遇，都说明，外戚哪怕有功，本质上仍然是外戚，具有天然的吸附性和寄生性，离不开皇权和当朝帝王的“母体”。这也意味着，外戚及其依托的母后或皇后、妃嫔，生杀予夺、荣华富贵都来自于皇帝的意志。“不管干政外戚在主观上怎么努力，有什么良好的社会理想与人格目标，由于其政治地位上的依附性和寄生性特点，以及由此导致的短促的政治生命，使他们在专权执柄时，不论是在人生观、价值观上，还是在社会行为、社会生活上，其短期性特点都十分突出”。

比如，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因为看到前朝外戚的喋血结局，所以外戚对于未来前景会陷入巨大迷茫，表现出强烈的我行我素、不顾礼法、及时行乐。唐玄宗时期的权相外戚杨国忠对于这一切就很清楚，根本不怕舆论与道义谴责。又如，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不问是非。书作者举出的例子是武则天、唐中宗时期的外戚武三思。书作者强调，“伦理道德表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间公共关系的准则”，中国古代，统治者非常强调伦理的教化功能，将之作为社会治平、统治稳定的教化重点。而外戚目无法纪、不讲是非，专以己意定曲直，一不合意必加害于人，在生活上奢华糜烂，很多时候凌驾于宗室、皇子皇女甚至朝廷重臣。

《外戚与皇权：中国古代外戚政治》这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以55万字的篇幅讨论了中国封建政治史中的重要问题外戚政治。全书下篇根据朝代和历史时期，分别讨论了外戚政治的起源与形成（秦和西汉），东汉前期对外戚的禁制以及中后期外戚政治如何导致统治瓦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外戚政治兴衰，唐代外戚政治如何深刻影响政治变迁，宋代的皇权、党争与外戚干政，元明清对外戚参政、干政探索的制度性意志。而书的上篇则致力于理论研究，挖掘分析了外戚政治为何产生，外戚政治、宦官政治、封建宰辅制度的相互影响等。

外戚政治成为可能，甚至搅动政局变化、王朝兴衰，很重要的一点或者说人们常常不愿意承认的一点是，母系、妻系外戚相较于王室、皇室的同姓宗室，对君主威胁更低，不仅如此，在皇位更迭的关键时刻，很多拥有继承资格的人实际上没有办法从宗室中找到臂助，所能依托的只有母系、妻系亲戚。太子、世子、王子被皇帝敲打时，往往还会通过打击对方的母系和妻系亲戚来实现。很多最终成为君主的人，危难时，只有自己的妻子以及为数不多的姻亲陪伴，比如唐中宗李显就曾被放逐10多年，陪伴左右的只有妻子和姻亲。而当皇帝上位后，回报母系、妻系外戚就变得理所当然。

不仅如此，皇帝即位后，往往依然面临宗室、权臣等方面带来的强烈压力，如果不具备足够的政治手腕，必然要么依赖外戚，要么依赖宦官。有些情况下，即便政治能力足够，但因为找不到外戚支撑，甚至也不能压过权臣，比如高贵乡公曹髦。

如果幼年皇帝即位，实现母后预政，引入外戚来防止权臣窃命、保证幼君安全、稳定朝政也是必要的。书作者归结指出，外戚“是皇权执掌政权的另一种政治形式，是帝王用以抑制和打击宗室诸王、官僚士大夫与权臣的政治斗争工具”。

当然，作为代理人，外戚与宦官一样，都可能觊觎、劫持、反噬皇权。甚至而言，“宦官比外戚对皇权的依附性更强，对皇帝的依赖性也更加专一”，外戚一旦通过中枢机要把持朝政，控制内朝，甚至直接成为外朝百官之首，甚至会与士大夫官僚集团合作，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相较之下，宦官的鹰犬身份更加明显，很难想象宦官意图对皇帝取而代之。

书名：《外戚与皇权：中国古代外戚政治》

作者：李禹阶、秦学颀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