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不是抠字眼,而是一场思想革命——《朴学的言说方式变革》重探清代学术的“语言转向”

张雪芹 | 2026-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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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嘉朴学,是中国传统经学绕不开的重要阶段,却也长期困于两极分化的评价之中。一面是推崇者盛赞其训诂校勘堪比近代实证科学,一面是批评者指其沉溺文字细碎、弃义理于不顾,以致清代思想“有考据而无哲学”。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既遮蔽了朴学自身完整的思想体系,也抹去了清代学者以语言通大道的治学初心。

广西大学郑朝晖教授在新著《朴学的言说方式变革》中,给出了一个迥异于前人的解读:朴学,本质上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次深刻的“语言转向”。这本书是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的成果,近期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

换个角度看朴学:他们到底在“考”什么?

传统研究讲朴学,大多从训诂工具、经学流派入手,说来说去离不开“怎么识字”“怎么注经”。本书却另辟蹊径,抛出一个核心判断:清代朴学的根本突破,是儒学传述传统向“语言存在”的一次自觉转向。

作者系统对比三大儒家阐释传统:汉唐经学看重“老师怎么教”,即以“作者原意”为核心,是作者中心主义;宋明理学看重“我心里怎么悟”,即以“本心体悟”为根本,是读者中心主义;而到了清代朴学家这里,他们既不盲从师说,也不凭心臆测,而是以文本自身结构、文字训诂、客观证据为标尺,构建了独树一帜的文本中心主义。

作者认为,研究朴学须反思六大核心问题:语言传述有什么传统?学者为什么要终身埋头考据?事实求“真”和义理求“真”怎么兼顾?证据怎么用才算严谨?文本自身能不能成为意义的最终依据?文本中心主义相较于作者中心主义和读者中心主义,究竟意味着怎样的思想革命?把这些串起来就会发现:朴学考据从来不是细碎的文字游戏,而是一套完整、自洽的求真思想体系。

八位大家,一条脉络

书中以八位标志性学者为线索,串联起从晚明启蒙、乾嘉鼎盛、晚清今文改制到现代新儒家的完整朴学流变。

方以智在《东西均》里玩起了“游戏言说”,开启了语言存在、形声属性的符号思考;惠栋重构汉易训诂,建立了“识字审音以求古义”的实证路子;戴震借《孟子字义疏证》中的连环问答,通过“转语”重新追问孔孟的人性义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提出“言公”思想,把考据和经世致用打通了;刘逢禄完善了公羊学的义例体系,让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有了更严密的言说逻辑;康有为把西学融入朴学考据,为变法改制寻找经典依据;章太炎在扎实的朴学考据基础上,以《齐物论释》构建齐物哲学,实现了传统朴学向现代哲学义理的突破性转型;熊十力在《新唯识论》里融考据、佛学、儒学于一体,试图重建现代真理体系。

从乾嘉考据到维新变法,再到现代新儒学,一条清晰的语言求真脉络贯穿始终。这段“朴学近代转型”的历史,过去学界着墨不多,这本书正好补上了这一环。

他们是怎么“考”的?——清代学者的方法论

书中依托惠栋、焦循、戴震等人的原典,做了大量实证分析,系统梳理了清代学者的核心治学路径:

惠栋作注疏,讲究注明出处、有疑存疑,拿不准的就老实说“不知道”,不硬解;焦循将数学的“比例”方法引入经学,为文本解读建立了一套可推演的规则体系;戴震则走了一条“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路子,认为搞懂了字词才能真正理解义理,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的追问与转语,正是由一个字撬动一套思想体系的典范。

胡适、顾颉刚等近现代学者曾盛赞朴学具有“科学方法”,本书重新辨析了这些经典论述,同时纠正了过往的片面解读,指出朴学的实证精神并非舶来品,而是扎根于儒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千年传统——既有本土思想根基,又有客观求真的特质。

三篇附录,三条延伸路径

书末的三篇专题附录也值得一提:一篇梳理方以智寓居岭南时的思想转变;一篇依托《桂学答问》,解析康有为在广西讲学时的今文经学治学路径;一篇阐释熊十力“新四经说”中蕴含的朴学道统延续。三篇附录兼顾地域学术、近代改制与现代新儒学三个方向,为有兴趣深入挖掘的读者提供了延伸阅读的线索。

长久以来,乾嘉考据始终背着“有考据无思想”的标签。这本书跳出汉宋对立的陈旧框架,让我们看到:朴学不是一堆零散的考证笔记,而是一套自成体系的语言哲学。无论你是文史哲专业的师生,还是喜爱经学、易学的传统文化爱好者,都能从中收获全新的思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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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朴学的言说方式变革》

书    号:978-7-219-12081-1

作    者:郑朝晖  著

定    价:58.00元

出版时间:2026年4月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供稿:张丽霞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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