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者是语言系统的创造者，但又不可避免受到其支配。也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者正确地指出了，英语和法语之中，阳性形式大行其道——这意味着，男性、雄性词根、词缀的词语更可能用于积极意义，反之，女性、雌性词根、词缀的词语更可能用于消极意义，或被用来指代比较糟糕的状态和精力。

事实上，正如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法兰西学院理论理论学讲座教授克洛德·海然热在其所著的《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一书中所谈到的，20世纪初就有女性主义者强调法语中的阴性形式的词汇不足，便不能很好地主张妇女权利。当然，比较令人困惑的是，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第3个10年的今天，男女平等的大势早已经在法国确立很久，阴性的派生形式在语言中依然是很别扭的。

克洛德·海然热认为，无论是法语、英语，还是其他语言，惯有的词汇组成方式确实反映了旧社会的不平等，男性因此独霸话语权，一如男性曾经垄断过的其他方面的权势工具，但是社会改革之后，语言改革却不会如此轻易地响应改革者的心意。语言本身如何实现，如何符合语言形成和演变的规律——哪怕改革者通过改变建制和法律，甚至通过革命，奠定一个社群的关系结构，但也无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社会性。

“人们可以干预词汇，例如施事或职业的阴性名词，却无法改变反映一门语言的类型特征的音位或形态句法的结构”。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了李秀成、洪仁玕等太平天国高级将领在兵败被俘后，所写下的供述——如果那些分别流传散佚于国内外档案馆的供述并非曾国藩等清廷重臣全数伪造的话，那么供述中的表述和语言习惯，几乎与当时清朝的满汉大臣、基层文人没有差别，并没有特别显露太平天国政治和语言改革的痕迹。

正如书作者所说，语言抗拒变化的原因是年深日久的凝固过程。句法的某些部分是固定不变的，由此体现的较早甚至远古社会的表达方式。“那些远离经济社会的发展大潮，依照非工业化方式生活的人，他们的语言也集中反映了远古特征”。

当然，哪怕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以及一些国家突然开放国门，如近代日本，拥抱资本主义大潮，由此会引入大量的新词汇和表达方式，使得有些旧的用语形式，但总体上保留下来的几乎构成一个体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曾经长期支持语言学家马尔的语言可以被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观点，但在斯大林的生命暮年，突然又转回对马尔观点的批驳，强调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都可以自如地运用同一个语言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语言的本质属性是变化，不是一成不变，但也不会戏剧性地突然改变。在许多语言的流变中，出现了标准语到方言的变化，这加剧了沟通难度，但不会完全构成障碍。书作者指出，方言的变异程度上有限，有的仅仅是语音改变较大，用以区别族裔、地域归属（这其中常常包含潜在的区分和歧视），而性别、年龄、社会身份、职业、出生地、教育环境、生活方式等因素构成的变量影响，可以通过对部分变量的变异性测量其变化性。

从方言到语言的切换，也存在一个渐进的衡量标准。俄语和阿拉伯语的国家的妇女用双元音念出长元音或重读元音。在男女劳动分工明确的语言里，男女各有一套各自不同的语言。这是生物指征的区别。而形态方面的指征差别也不少，在闪语和大部分库什特语言以及乍得语里，说出“你”、“我”都在独立的代词里，或在动词的词缀里，区分阴性和阳性。日语中也有多个助词来分别发话者、受话者的性别，用以给不同程度的肯定、怀疑、提问定调。许多亚洲、大洋洲、美洲印第安语言中都有系统的词汇，表达亲属关系或日常物品，运用时要区别表述者的性别。这些都进一步证明，语言必然加上文化内容，这些发音方式、形态和词汇方面的用法，都不是生理限制导致男性或女性无法运用别样的发音。

语言联系存在于所有显示人际的辈分和身份关系的称谓里，具体可细分到家庭、主仆、学校、行政部门、军队、教会内部，依照年龄、社会、经济、职业、学术、政治等层级中的不同地位，发生称谓变化。当然，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很多时候，不少语言的具体运用中，会出现特意的改动，来表达特殊的意思，可以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谈，也可以是情侣之间的情话——许多插科打诨的模式，很可能是惯常不变的，这意味着你跟你孩子所开的玩笑，跟几十年前的父子玩笑，有时会形成微妙的呼应。

书名：《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

作者：（法）克洛德·海然热

译者：张组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