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列宁就积极推动在欧洲等不同地区的其他国家掀起革命运动。十月革命虽然取得胜利，但新生革命政权非常脆弱，而且革命力量相较于当时俄国内外的反对势力和保守力量而言，非常弱小。

当然，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乃至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前的斯大林，输出革命的理由不仅仅出于保卫俄国革命成果的目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革命可以在革命力量如此薄弱的俄国成功，这就意味着也完全可能在其他很多国家甚至殖民地复制这种路径。

此外，中国北洋政府追随英国、日本出兵俄国西伯利亚，试图干涉俄国革命。这些因素均加快了俄国派遣人员赴华进行联络、宣传鼓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丹阳、刘建一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一书。这本书收入了书作者数十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提取以英国档案为主的第一手材料和其他海内外档案文献，认真研究了一些相当重要、过往不受关注或不太广为人知或所知不详的苏俄、共产国际早期来华在华人员、在华组织和机构及其活动情况，探讨了共产主义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讨论共产主义思想对于孙中山等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影响。

这本书收入的一些论文，发表时间较早，但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具有积极的参照意义。如书中收入的《苏俄在华发表的第一个文件——关于文本内容与发表背景的研究》，就谈到了根据1918年2月，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向靠近远东国家边境的西伯利亚地区苏维亚发出的一系列关于外交等工作的指示（二月指示），根据该指示，苏俄派遣到中国带有外交使命的特使，匿名以俄国在华公民身份发表的公开信——其中的很多内容，在1957年被苏联政府正式出版时删去。删去内容，包括掩盖苏俄早年对蒙和对华关系中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谋划，以及关于中东铁路路权的一系列侵权行为。

苏俄时期先后推动在中国建立了“中俄通信社”、“华俄通信社”。一些历史作者往往将之混为一谈。书作者就此进行了辨析，通过细密考证指出，前者是俄共、共产国际来华人员在上海建立的；而后者则是苏俄政府在中国北京建立的。两者存在发稿对象和功能上的不同，但宗旨和工作任务也有较多的相似之处。

书作者根据英国档案就孙中山与苏俄建立关系的过程进行了整体叙述。1919年夏秋之际，巴伐利亚和匈牙利革命相继失败后，部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欧洲革命暂时没有成功的可能，要将世界革命中心放在亚洲。在1920年之前，苏俄代表设法通过信件等方式与孙中山取得联系。而1920年3月英国情报部门在上海获得的信息显示，苏俄代表已经面访过孙中山。按照档案信息，孙中山当时对苏俄控制局势的能力表达了一些怀疑，并希望获得一些军事援助——参与会见的代表也见到了韩国流亡政府的代表，并因此决定向朝鲜反殖民、独立解放斗争提供巨额补助。

在1920年的4-5月，苏俄代表不仅再度面访孙中山，还被安排到漳州会见了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后辗转香港期间还见到了李烈钧。在此期间，孙中山在上海等地陆续与一些俄侨建立联系——1920年7月，苏俄政府曾正式邀请孙中山访问俄国，但被婉拒。而孙中山则主动安排国民党党内部分元老级成员与苏俄代表会晤。

如书作者所谈到的，苏俄、共产国际很早就开始与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南方政府建立联系，最初是希望孙中山将国民党改造为社会主义政党，而在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后，也仍然保持密切接触，致力于将孙中山发展为反帝斗争的争取对象或者说准盟友。而孙中山比较完整地接纳与苏俄的合作，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对国民党进行革命化重组，则被延迟到了1923年。

书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

作者：李丹阳、刘建一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