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新版八开本的《中国经典》，是根据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中国经典”丛书系列制作而成。理雅各这部由八册合为五卷的“翻译经典”，最初由香港英华书院于1861—1872年间出版，涵盖《四书》以及《五经》中的三部。此次再版不仅为中国读者增添了一些有益的新内容，也为未曾接触过理雅各这部一再重印的传世之作的人，带来了不少惊喜。

《中国经典》原本以八册八开本形式问世，但后来绝大多数重印本都将其合并为四卷或五卷，并缩小为现代通行的开本。这样一来，理雅各这些开创性的儒家经典英译之中的许多细节，反而不易阅读或辨认。本次重刊所选的底本，则是较为罕见的一套八开本——960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并附有时任港大校长、澳大利亚生理学家与资深军事领导人赖廉士（SirLindsayRide,1898–1977）撰写的多篇新文及七份对照表。具体而言，赖廉士在第一卷开篇处撰写了一篇关于理雅各生平与汉学贡献的文章，重点讨论《中国经典》。此外，他还编制了多份对照表，详细列出该套书中每一部经典的其他英文译本情况。第二卷中增收了韦利（ArthurWaley,1889-1966）于20世纪40年代末撰写的一篇文章，其中列举了百余处他对理雅各《孟子》英译的指正或异议。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丁大刚在编辑和增补这部2024年版《中国经典》时，完整保留了上述所有附加材料。这些内容为中国读者进一步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及有待考量之处，本文稍后会加以指明。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丁大刚在此次再版1960年港大版《中国经典》时所做的专门增补。1960年版为五卷本，最后三卷分别收录理雅各所译《尚书》《诗经》与《春秋》附《左传》，体量庞大、厚重难持。丁大刚与中央编译出版社决定不沿用这一形式，而是参照1861–1872年初版的风格，将2024年版以八册八开本的形式出版。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项明智之举：新版每册不再过于厚重，同时也为丁大刚新增的重要材料留出了空间。以下我将说明丁大刚为本版所做的主要增补工作。

首先，为全书撰写了一篇关于理雅各生平与著作的导言，不同于赖廉士的文章，他的导言分别置于这八册中的第1、2、3、5、7册开头。也就是说，在这五卷中每卷的开头，读者都能读到同一篇由丁大刚撰写的、基于其多年研究成果的中文导言，其中既有对这位苏格兰汉学家的生平与学术贡献的系统梳理，也包括对其著作及同时代评价的独到判断。

其次，将理雅各原书五卷中的所有长篇导论全部译为当代汉语。这一工作并非以译文取代雅各的英文原作，而是旨在帮助中文读者更顺畅地阅读这些19世纪的英文论述。必须强调的是，这项工作绝非易事：理雅各的导论不仅引用了大量中国古代注疏文献，还包含了其对每一部经典的主题总结与评价，以及成书过程与标准化的详情，包括其在19世纪60至70年代间对每部经典的学术地位的说明与评价。理雅各的每篇长篇导论均附有大量中文脚注，频繁引用历代甚至古代典籍。

此外，各卷导论末尾还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多以中文典籍为主，部分卷次更有长篇附录，体现出理雅各对古代儒教文化史的整体关注。例如，第一卷附录列出《论语》中提到的七十多位孔子第一代弟子；第二卷《孟子》译本导论收录《荀子》中有关人性的论述及相关后世文章；第三卷除理雅各所称的《书经》（即《尚书》）外，还全文翻译了《竹书纪年》，并收录湛约翰（JohnChalmers,1825-1899）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专文——两者都包含不少需大量特殊研究才可理清的专业性细节；第四卷《诗经》译本导论包含对古代汉语韵律的分析，多例未收入《诗经》的中国古代诗词，以及由理雅各翻译、19世纪法国汉学家小毕欧（ÉdouardBiot,1803-1850）亦有所提及关于《诗经》所涉文化习俗的长篇法文论述；第五卷《春秋·左传》译本导论则整理出书中提及的所有非华夏部族名单，考证细致入微。翻译这些内容本身就是一项浩大工程，需要大量研究、考辨与详录。

加之理雅各在前两卷采用威妥玛（ThomasWade,1818-1895）拼音系统，后三卷则主要沿用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拼音系统，要将这样一套充满细节与专业性的19世纪的学术英文论述完整转化为21世纪的中文表达，堪称艰巨的汉学任务。我尚未有时间逐条细读丁大刚的译文，但可以想见他在翻译处理这些长篇导论的技术细节时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我认为，这些对《中国经典》的增补，或许是丁大刚在这一新版中最具学术分量的贡献，将惠及未来几代对中国古典及理雅各著作感兴趣的中文读者与儒学学者，帮助其自行阅读并再评估理雅各的汉学遗产。

在肯定这一重要贡献的同时，也有几点值得中国读者留意。首先，我建议读者同时参考丁大刚与赖廉士对理雅各的评价。二者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与时代背景，对理雅各及其译本的评价亦有不少显著差异。丁大刚作为21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者，在导言中较多引述理雅各同时代的批评者，却较少考虑这套书自初版以来一百五十余年持续重印、影响遍及英、美、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及其他地区的学术史事实。赖廉士虽未亲识理雅各，却是理雅各参与创办的香港佑宁堂（UnionChurch）成员（Poynter,2002）。我相信丁大刚对《中国经典》的研究深度远超赖氏，但这位澳洲学者有关理雅各译本持续影响力的评价，虽未见于丁大刚的导言，却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我也推荐读者参阅岳峰、林风两位教授近年出版的《理雅各评传》（2023），以获得对理雅各《中国经典》及理氏其他译作之贡献的更多元的评价标准。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认为进入21世纪后，我们在研读儒家经典的外文译本时，不应仅停留在中英对照层面，而应放眼更广更多的语言译本及诠释。本版《中国经典》各卷前的对照表，所列几乎全是英文译本，且未纳入1960年以后出现的大量新英译本（《论语》译本之多，尤为显著）。若能在国际汉学视野下，将理雅各译本与其他由专业汉学家处理的重要当代各语言译本并列比较，将更有助于全面评估其学术地位。日、韩、俄、越等其他当代语言译本也应成为未来增补比较表的候选对象。

另有中文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本版《中国经典》并未收录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版中各卷评论性导言及全书总序。那几篇文章分别由我本人、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以及刚退休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邵东方教授撰写，其中提供了对理雅各《中国经典》的成就与局限的进一步评析，相关内容也已收入另一部翻译学研究专著。相信那几篇文章能为中文读者提供其他有益的思考角度与评价。

总体而言，我非常乐意将此版《中国经典》推荐给中文读者。丁大刚所做的这些增补工作，不仅提升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也将为未来中国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与评价这位苏格兰汉学家的奠基性汉学贡献提供重要支持。

（本文作者系美国汉学家、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