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行，就是古代的中介机构。牙人就是中介，可以认为是度量衡专家，也可以理解为具有相当的商品、货物鉴定专家。

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牙行、牙人经常被过度渲染为盘剥市民、农民的机构和角色。这种负面的道德认知实际上也是古代许多历史时期官府、民众的共同态度。但人们往往也不得不无奈地承认，商品经济、市场运转不可能离开牙行和牙人。

中国传统商业体系下的中介行业，事实上很好地服务了商品流通，而且其模式也输出到日本等东亚、东南亚国家。

借由对明代牙行的观察，可以较好地探查明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明律《私充牙行埠头》是全新创造的法典，融汇了唐代以来历朝政府对牙行的管理观念，明确了中介商的工作任务，规定了从业资质，保护了商人利益和商路畅通，保障了政府对商人的课税，成为传统中国历史中最完善、最权威的中介行业管理法典。

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了上海财经大学讲师、日本东北大学博士钱晟所著的《明代牙行新论：帝都北京的财政、商役与物流再审视》一书。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牙人、牙行的发展以及国家管控情况，叙述了关于古代牙行的学术研究，包括国内史学界以及海外国家学界的相关研究；第二部分则聚焦唐代以后官牙制度的演变，对照了明代与宋代的官牙制度，以及清代如何承继明制；第三部分则探讨了古代内廷财政制度的演变与牙行的关系，对明代末帝崇祯在位期间推行的买办改革以及北京商业格局因此的改变，明末北京牙商规模与物资流通的状况。

牙人之说，最早出现在唐末，与当时商业设施邸店共同推动交易完成。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缺乏监管的市场环境下，频繁通过操纵市场物价来牟取好处。而在当时，牙人收取中介费用的惯例也已经形成。北宋时期，官府大量雇佣牙人从事货物的品质检查、价格评定，这也因此出现了“官牙”。而“官牙”如此好用，以至于官府甚至主动与之合作，来确保商税征收的顺畅。

在元代，牙商发展进一步规模化，形成了特殊商品的特权特许牙商，官许牙商以及私牙三种类型。蒙古帝国框架下，因为海陆贸易的重要性，所以元朝政府对于牙行、牙人的依赖其实是强化了。

到了明代，官府一度严厉打击未经许可设置的私牙，这使得牙行都尽可能改变自己的经营结构来迎合规章制度。一些行业领域内，牙商甚至能够主导物资消费、物流，其资本雄厚甚至能够广泛参与漕粮运输、河道修浚、买办接待等。而在清代，康雍乾三代对此进行了制度改革，不允许跨行业进行资本投入，因而牙行转向对同一类商品的生产资料（如土地、设备、人力等资源）以及销售渠道（如陆运、船运等交通工具以及店铺）的垂直垄断。而且，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清政府的财政税收体制在中期以后仍然没能完成因循变革，因而在财政支出大量增长但开源乏力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大对包括牙行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横征暴敛。牙商、牙行因而组织起商帮、会馆等同乡、同业团体。

在对照宋明两代官牙制度后，书作者指出，宋代政府有限利用牙行、牙人，依托商品经济活力，这种情况下，牙行、牙人成为市场的润滑者，虽然其负面性也同时存在；但到了明代，因为对于牙行、牙人试图采用全面管控，这反映出统治者希望借助权力完成对市场的深度渗透，并让牙行成为财政工具。明代内廷财政不断借助官店、皇店的竞争角力来侵蚀外廷财政。

当然那，书作者也指出，明清时期，尤其是明太宗朱棣将首都迁移到北京以后，国家意志有效塑造了社会经济体系，依靠行政体系的人力、资源支持，进而突破当地的经济资源限制，创造出远超北京以及周边地区资源承载力的物资消费圈。牙行服务于这样的国家意志和物资消费圈，使得其能够吸纳各地的物资供给，国家因此提高了物资统筹能力。这样的物资消费圈和物流体系，极大地改善了运河两岸原本许多贫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推动了自然资源优越的工商业和农业城市地区得以形成了更加发达的产业体系，这助力了华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市场一体化。

书名：《明代牙行新论：帝都北京的财政、商役与物流再审视》

作者：钱晟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