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重庆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大量的外来因素涌入，尤其是现代化价值理念、西式文化与价值观、科学思想与技术。

重庆在清末成为开埠口岸以前，只是一个相当狭小的城市，而在那之后，则迅速成长为可以与省会成都相当的城市。重庆开埠对于西南地区的影响带动是显著的，使得四川地区大量的青年接纳了革命思想，成为新文化的鼓吹者。

当然，民国建立后，重庆为代表的四川城市和更广大地区，错过了一战时期民族工业快速成长的机遇。重庆、成都等四川城市，分别由川军等不同派系的军阀占领控制。为了筹措经费，各路军阀在四川各地以及周边控制地区通过种植和贩运鸦片等违禁作物来牟取利益。这也使得四川地区掌握了新思想的新青年甚至无法插手其中。

1934-1936年，堵截围剿长征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重庆，并陆续控制了四川多地。川军军阀们及其统领的部队被排挤出四川盆地的战略要地。这些军阀洗刷前耻，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主动请缨带兵奔赴前线抵抗日寇。

战时重庆云集了当时中国较多的文化学者、政治人物、社会名流，代表着中国国统区甚至日本以外的整个亚洲最高水平的科技、文化水平。抗战前，国民政府曾部署大规模的文化和风俗运动，致力于移风易俗，响应西方标准建构文明的生活方式——这项运动虽然草草收兵，但重庆以及四川全省这样一个旧军阀势力被打扫干净，中央军全面控制的陪都和地区，如果能够重启上述运动，不仅可以塑造一个干净、有序的战时后方，而且还能借此向欧美国家展示民国的文明进程。

这也是历史学者吴晓璐所著的《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一书中所谈到的全面抗战爆发后，战时重庆以及周边地区的国民党精英竞相以新的“科学崇拜”为基础，用“现代”、“科学”、“卫生”等概念取代传统，建立起新的文化正统，发起了一场对巫医的“文化战争”。

民间信仰在四川地区的信仰源远流长。这种民间信仰无疑糅合了古蜀国、古巴国以及舶自楚国、秦国的许多信仰元素，最终在四川的北部山区脱胎出道教的基本思想和仪轨。

虽然，道教以及后来的佛教，在四川地区不同历史时期都形成了强力传播的态势，但是民间信仰的各地版本显著存在区别，与更早以前的巫祝文化糅合，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思想。所以，哪怕到了近代甚至是现代，四川地区（包括今天的四川省汉族文化地区以及重庆市，还有邻近的陕西、贵州少部分地区）民间信仰体系就显得尤其复杂斑驳。《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这本书也提及，重庆近郊的璧山兴隆场，抗战时期民间仍然经常举办各种巫道不分的习俗仪式，巫师可以被称为“道士”，也可以被称为“神婆”或“端公”。

在战时的重庆和成都，城内空间其实相对逼仄紧张（因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但仍然较为完整地保留着较多的佛道庙观。当然，这些宗教场所早已内化为当地民众一种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地点。而重庆和成都的城区抗战期间也长期兴盛着一些明显带有民间巫祝色彩的习俗仪式。

对于这些习俗仪式，国民政府以及进步知识分子显然很清楚没有办法很直接地使之消弭。他们更清楚地捕捉到可能更容易被现代文化、科学改造的对象，那就是巫医。

如《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书中所述，1937年的重庆，开埠已经超过40年，民众寻医问药有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传统的中医；第二种就是传教士、现代医学专家创建的西式医院、医生；第三种是遍布重庆城乡，依托民间信仰的职业治疗者。这类治疗者以女性“神婆”为主，治疗中举办带有道教色彩的仪式，如诵读玉皇经，根据节气采取一些预防疫病的中药药物或象征性的驱疫辟邪过程。

上述第三种选择，诊金最为低廉，因而广受四川地区民众的欢迎。当然，这也与西医资源的缺乏密切相关。书作者说，“战时的重庆地区，巫觋本身就已经成为贯穿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习俗、价值观，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宗教信仰”。“巫医的行为……在各种婚丧嫁娶，乃至衣食住行的碎片中进行的”。

巫医尤其是巫婆一般带有生理上的缺陷。残疾在普通人身上是减分项，而在巫医身上则成为加分项，“天残地缺”被认为是泄露天机导致的。

《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这本书介绍了战时重庆、四川地区的巫医的“释病”情况——这不同于中医采用中医五行学说，也不同于西医采用现代化学、物理学、细菌学等学科原理，而是启用一种带有神秘色彩，如前述糅合了道教、阴阳家、原始巫祝文化乃至佛教、儒家思想的解释框架，强调得病是因果的体现——如果这种因果在病人自身身上找不到原因，那也可以归因于祖先、先辈甚至邻居、素未谋面的官员。有些情况下，巫医断言病人沾染严重因果过甚，而西医、中医努力医治情况下，仍然“如期”发生了病人不治身亡的结果。这对于巫医在地方的权威性提升显然是有帮助的。

也就是说，在战时重庆，巫医会将生理性疾病，架构为道德的、社会的、文化的疾病，由此来规训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

这一切在国民政府以及进步知识分子看来，显然是严重荒谬的。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一边面对战争压力，一边在积极推动现代医疗和产育，努力通过这样的过程，将国家、民族、卫生等现代概念灌注到四川人的心灵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抗战期间四川各地刷满的各种标语中，除了抗日动员标语，还包括大量的现代医学、产育观念标语。

国民政府将重庆设定为陪都，半强制地安排拥有浓厚巫医信仰的川军军阀带兵出川作战，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后，开始兴起“围剿巫医”。书作者认为，这其实就是旧的地方信仰，在国家和地方精英的暴力手段和非暴力手段的围剿下，被科学崇拜和现代生活模式取代。这里提到的暴力手段，主要是地方警察奉命严厉清查在街头活动的巫医。

当然，这种“文化战争”，本身有很强的积极意味。比如，国民政府在重庆经历了战时大规模霍乱爆发和医治后，下决心在重庆城区和郊区修建现代水厂，普及自来水供应，并强化宣传，“卫生、清洁、隔绝传染病，是理想的现代生活的模板”。更洁净的饮用水供给，从源头上铲除许多传染疾病的传播，以及相对应的巫医解释，对于城乡民众的认知形成重塑。

书名：《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

作者：吴晓璐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8月